延安電影團：紅色影像的開拓者

張 琳

　　在烽火連天的抗戰時期，很多知名文藝工作者為了追求真理，從四面八方匯聚到革命圣地延安，為抗戰勝利和人民解放，貢獻了滿腔的青春熱血和非凡的藝術才華。1938年秋，袁牧之和吳印咸等人來到延安，建立了直屬于八路軍政治部的電影團。他們用極其有限的設備，記錄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邊區軍民戰斗、生產、生活的場景，為后人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歷史檔案資料和難以磨滅的光影記憶。

篤定赴延安 建設自己的電影隊伍

　　20世紀30年代，袁牧之作為上海最早的一批電影工作者，參演了《桃李劫》《風云兒女》等很多膾炙人口的作品。1937年8月，日軍進攻上海，電影業被迫歇業，大批進步電影從業人員紛紛離開上海，開赴抗日前線。袁牧之也在這時加入“上海救亡演劇隊”第一隊，到南京開展抗日救亡工作。

　　作為一名演員、編劇和導演，袁牧之希望通過真實有力的紀錄片宣傳抗日，但拍攝行動剛一開始，就遭到國民黨的抵制和破壞。1938年春，袁牧之輾轉來到武漢，經人介紹見到了周恩來。周恩來歷來重視文藝工作，特別是在延安成立了抗敵電影社之后，他一直希望能把黨和人民的電影事業發展起來。當袁牧之提出希望去延安和華北拍攝紀錄片的申請時，周恩來十分贊同和支持。他語重心長地對袁牧之說，我們應該有自己的電影，不僅僅為拍攝一部紀錄片，還要從黨的事業考慮，建設一支自己的電影隊伍，為創立黨的電影事業打好基礎！周恩來的話令袁牧之備受鼓舞，去延安的想法更加篤定和迫切。他隨即給好友吳印咸發去電報，稱有要事相商，邀其速來武漢。

　　吳印咸與袁牧之合作多年，袁牧之執導和參與的多部影片，都是由吳印咸擔任攝影師。他們志趣相投，配合默契，彼此非常了解和信任。抗日戰爭爆發后，吳印咸應導演許幸之的邀請，拍攝反映中國人民英勇抗日救亡、揭露日寇侵略暴行的大型紀錄片。他冒著炮火拍攝了許多鏡頭，但遺憾的是，紀錄片未及上映，底片、正片就被國民黨全部銷毀，藝術家的滿腔愛國熱情換來滿腹憤恨。上海淪陷之后，吳印咸為了生計正在香港躊躇，接到袁牧之的電報后，立即動身前往武漢。

　　令吳印咸沒有想到的是，此次來武漢，他見到的不僅有好友袁牧之，還有周恩來。周恩來邀請他們一起到延安、陜甘寧邊區和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拍攝反映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軍民生活與戰斗的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并談到要在延安建立黨和人民自己的電影隊伍。吳印咸一直以來都希望通過鏡頭，讓更多的人了解中國人民抵抗外敵的英勇和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精神，此次見面讓他重新看到了曙光和希望。吳印咸毅然決定：接受邀請，到延安去！

成立電影團 黨的電影事業艱難起步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何才能買到攝影器材成為擺在袁牧之和吳印咸面前的第一道難關。當時，攝影器材都是進口的稀缺貨，即便有錢也很難買到。周恩來了解這一情況后，便安排袁牧之到香港去采購。在廖承志負責的八路軍香港辦事處的幫助下，袁牧之購買到一臺二手16毫米“菲爾姆”電影攝影機及近萬英尺的16毫米膠片。為了保護這些得來不易的器材，袁牧之未敢在香港逗留便迅速趕回武漢。

　　只有一臺攝影機顯然有點捉襟見肘，機緣巧合之下，袁牧之又得到一位外國友人的傾情幫助，他就是荷蘭著名導演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當時正在中國拍攝紀錄片，他希望能夠拍攝到真實的戰斗場面，但國民黨方面始終以各種理由阻攔。正當伊文思一籌莫展之時，周恩來向他伸出援助之手，使他終于得到了拍攝真正戰斗情況的機會，為他的紀錄片《四萬萬人民》提供了寶貴的素材。

　　伊文思在武漢拍攝期間，得知袁牧之即將赴延安拍攝紀錄片的消息，為了彌補不能去延安拍攝的遺憾，也為了表示對周恩來和中國人民的感謝，他決定將自用的一臺“埃姆”電影攝影機和2000英尺膠片留給袁牧之。為了安全起見，由剛到武漢的吳印咸前往約定地點與伊文思進行器材交接。在昏暗的馬路邊，伊文思將攝影機等交到吳印咸手上，并輕聲說道：“延安，延安。”吳印咸緊緊握了一下對方的手，彼此心照不宣。

　　知道黨的經費緊張，原本經濟已十分拮據的吳印咸又傾囊購置了2臺進口照相機：一臺是德國“維阿他”135相機，一臺是德國“伊可弗萊斯”120雙鏡頭相機。有了這些器材和設備，袁牧之和吳印咸隨即開啟了北上的旅程。一路上，他們喬裝打扮，歷經艱險，突破層層阻礙，最終成功抵達延安。

　　1938年秋，在黨中央的直接關懷下，直屬于八路軍政治部的電影團正式成立了。團長由政治部副主任譚政兼任，其他成員有藝術及編導負責人袁牧之、技術及攝影負責人吳印咸、攝影徐肖冰（他有一臺照相機），以及承擔總務和勤雜工作的抗日軍政大學學生葉蒼林、魏起。

　　被大家戲稱為“兩動三呆”的2臺攝影機和3臺照相機，再加上1.6萬英尺膠片和一些洗印藥品，構成了電影團的全部家當。1939年以后，吳本立、馬似友、周從初、錢筱璋、程默等人相繼調入，電影團的規模得以擴大。

　　就這樣，黨和人民的電影事業在烽火年代艱難起步。電影團成員用單薄的肩膀和僅有的幾臺設備，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在黃土高原的窯洞間，開啟了屬于他們的崢嶸歲月！

冒槍林彈雨 用鏡頭記錄黨的抗戰事業

　　1938年10月1日，在陜西中部的黃帝陵，成立不久的電影團為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拍下了第一個鏡頭。但戰爭的殘酷很快就顯現出來。兩個月后的一天，尖銳的警報聲驟然響起，延安遭到抗戰以來的第一次轟炸。這次轟炸造成延安軍民150多人傷亡，很多房屋被炸毀。當時，吳印咸和同事正在窯洞里維護攝影機，器材被拆成一個個零件放在桌子上。一顆炸彈剛好落在窯洞一角，吳印咸下意識地撲到桌子上，用身體護住所有零件。幸運的是，他沒有受傷，攝影機零件一個也沒有少。

　　深入敵后拍攝往往要經過敵人的封鎖線，面對敵人頻繁的“掃蕩”和各種突如其來的危急情況，電影團成員不僅練就了扛著器材一口氣跑幾十里的好體力，還鍛煉出臨危不懼的好心態。危險隨處可見，但卻無法動搖電影團成員的意志和信念，他們在槍林彈雨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拍攝任務，將激烈的實戰場面，以及敵人的子彈射在匍匐前進的戰士面前激起一柱柱塵土的瞬間都收入鏡頭。可以說，哪里戰火最激烈，哪里就有電影團成員的身影。

　　在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中，電影團還記錄了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中央領導同志工作的情景；陜甘寧邊區軍民戰斗、生產、生活的場景；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等學生的學習和生活情況及延安的自然風貌；晉東南、晉西北和晉察冀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八路軍、民兵和兒童團的斗爭；白求恩大夫的工作場景……他們用一個個電影鏡頭表現了“天下人心向延安”的主題思想，向中外真實地介紹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救國事業。

破敵人封鎖 “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電影團在艱苦的條件下完成了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的前期拍攝。因為延安沒有制作設備，為了完成后期制作和配樂，袁牧之根據中央安排和音樂家冼星海一起前往蘇聯。袁牧之離開后，吳印咸負責主持電影團的日常工作。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由于敵人的封鎖，陜甘寧邊區陷入異常困難的局面。為克服困難，邊區實行“精兵簡政”，延安不少文藝機構或合并或精簡，但電影團被保留下來。為減輕負擔，吳印咸帶領電影團成員開荒種地，當年便做到糧食自給有余。他們用廢舊膠片制成紀念章出售，開辦照相館為群眾服務，并舉辦各種形式的攝影展覽。吳印咸還向組織申請停止發放其每個月120元的補貼。這樣，電影團靠自己的力量，解決了辦公費用和生活開支。

　　1942年，攝制組成員在吳印咸的帶領下，到南泥灣實地拍攝八路軍359旅生產、訓練和生活的資料，準備完成紀錄片《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這一拍就是好幾個月。電影團當時處于“無米之炊”的困境，拍攝電影的底片幾近用完，從武漢帶來的16毫米正片不僅所剩無幾，而且過期了很長時間，幾乎無法使用。吳印咸運用豐富的攝影經驗，摸索出這批正片的感光特性，在曝光技術上下了大功夫。他們在房頂開了個洞，利用自然光，憑經驗肉眼觀察陽光，尋找曝光的時機；找來一面鏡子把日光反射到膠片上，在方寸之間尋找剪接點，用來完成膠片的剪輯；借來手搖馬達、擴音器、留聲機、音樂唱片，用“土辦法”做成“有聲電影”。雖然人物色彩有些失真，但并不影響成片效果，甚至比他們預想的要好很多。

　　影片拍攝完畢后，吳印咸邀請毛澤東為影片題字，并把題字過程拍了下來，于是，就有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8個大字的珍貴影像。

　　1942年5月13日，中央軍委決定成立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政治部。電影團整建制編入聯防軍政治部宣傳部，改為“聯政電影團”，日常通稱“電影團”。1945年抗戰勝利后，吳印咸等人到東北解放區工作，電影團的工作也宣告結束。后來，為便于稱呼，特別是為強調電影團在延安時期的意義和影響，就習慣稱之為“延安電影團”。

　　延安電影團雖已成為歷史，但黨和人民的電影事業卻薪火相傳，在繼承中又有發展。如今，黨和人民的電影事業隨著時代的發展走上了百花齊放的繁榮道路，袁牧之和吳印咸相攜建立延安電影團的故事，成為中國電影史上的重要一章，將被永遠銘記。

　　（來源：中國檔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