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的讀書經

孫曉華

　　“延安五老”是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駐于延安時，中央領導和全體機關干部對徐特立、林伯渠、謝覺哉、董必武、吳玉章五位德高望重老同志的尊稱。他們是當之無愧的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會活動家,有著相似的革命經歷,并有著共同的興趣愛好——讀書。讀書，讓他們從眾多“主義”中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堅定了革命理想信念，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今天，我們追憶“延安五老”的讀書生涯，學習他們刻苦讀書的精神，學習他們用先進的理論武裝自己的頭腦，學習他們從讀書中汲取前進的智慧和力量，為民族復興貢獻力量。

方向：“在布爾什維克的旗幟下前進”

　　林伯渠讀書，首先是出于熱愛黨的事業,他就是在不斷的讀書學習中選擇并堅定了馬克思主義信仰。

　　林伯渠最早接觸的是中國傳統文化，青年時期到日本留學，他學習的知識領域非常廣泛，包括法學和經濟學等。他曾在日記中寫道：“讀書以防捻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自熟。”意思是將讀書視為修養心性、成熟心智的一劑良藥。1941年，他在《自傳》中說自己“雖無特殊才干，但能把握住大的方向”，這“方向”，就是黨的使命。他在給朱德的詩中自謙：“握籌愧乏治平策，勵志惟存馬列篇。”又在六十壽辰時就讀書的問題向毛澤東請教：“像我這樣的人，應當如何學習？”毛澤東回答說：“講到底，我覺得還是三個問題。像你我這樣的老黨員，也還要在立場、觀點、方法三個方面去努力。我們學習馬列主義，最主要的還是學習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這正是那個“方向”的應有之義。1956年，林伯渠在中共八大上語重心長地說：“只有我們有了越來越多的人真正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并且能夠成熟地運用它的時候，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才算有了可靠的保證。”他曾這樣評價自己：“回憶過去，自己慶幸著此生并未虛度，生活充滿了斗爭，也充滿了意義，瞻望將來，自己懷著從來沒有過的信心與勇氣，在布爾什維克的旗幟下前進。”

積累：“不動筆墨不看書”

　　徐特立讀書持之以恒、注重積累，他曾計劃將“每年教書所得的20串錢（當時可買25石谷）作為生活開支，其他的家產，包括祖上留給他的幾畝薄田則全部變賣用來買書”，期以十年，把書讀通，這就是人們熟知的“十年破產讀書計劃”。

　　就在“十年破產讀書計劃”的第8年，他家的經濟提前瀕于破產，也正是在這一年，他參加了科舉考試，在初試3000多名考生中名列第19位，這使得他的名聲和威望大為提高。隨之，各處學堂爭相聘請，許多學生慕名求教，他的年薪也漲到了60串錢。后來，徐特立回憶說：“我從20歲到30歲，面前擺著習科舉和求學問的歧途，又擺著或破產購書、或守財不學這兩個歧途，要我抉擇。我終抉擇了其中之一，結果證明做對了。”這一時期，徐特立博覽經史子集等古籍，涉獵數理化史地等近代自然科學書籍，為以后的革命學習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之后為了救民族于危難、救人民于水火，徐特立走上了教育救國的道路。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教書的時候，發現學生在課外閱讀中有貪多求快、不求甚解的不良風氣，結合自己長期積累的讀書經驗，反復研究，提出了“不動筆墨不看書”的主張。他在讀書中養成了邊讀邊畫要點和精彩處的習慣，讀一句算一句、讀一本算一本，慢中有快。學生們受其讀書方法、治學精神的影響，也養成了讀書必須寫筆記的好習慣，在一師學習期間，有的學生積累了足足十多本聽課筆記、摘抄及日記等。

致用：“積累知識”為了“搞好工作”

　　謝覺哉讀書有自己的心得。他認為讀書要服務于工作，也就是學以致用，他曾說過,積累知識不是為了名利，而是為了搞學問，搞好工作。

　　讀書的時候應從自身實際和面臨的工作出發，注重理論聯系實際，學會從讀書學習中找到解決實際工作問題的方法。延安時期，謝覺哉覺察到革命隊伍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意識到領導干部在面對權力時，如果沒有由讀書帶來的“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敬畏和謹慎，就會缺失憂患和勤政的執政理念。他認為，社會上的事物與道理，天天前進。過去讀的，不夠今天用；今天讀的，到明天又不一定適合。自以為夠了，就得落伍。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逝世前幾年，謝老因腦血管栓塞導致半身癱瘓，右手不能動。在病榻上，他仍然堅持學習。由于不能長時間坐著看書，他就讓人買了一個放樂譜的鐵架子，把書放在架子上，頭靠著椅子，用左手艱難地翻閱。夫人王定國勸他多休息少費神，說生病期間看了書也用不上。謝覺哉卻說：“怎么用不上？有人來問，我可以講。自己看得深一點，對人講得就會透一點。”

惜時:“太忙就擠”“不懂就鉆”

　　董必武是“學貫中西”的典范，擁有淵博的學識和深厚的理論功底，這離不開他惜時如金，終生酷愛讀書、堅持學習的習慣和精神。無論是烽火連天的戰爭年代，還是如火如荼的新中國建設時期，除去工作之外，他的業余時間基本都用在了讀書和學習上。

　　董必武從小在私塾接受中國傳統文化教育，1914年至1917年留學日本，主要學習法律專業；1928年到1932年，到蘇聯學習研究馬列原著。學習期間，他幾乎沒有走出校門，除聽課外，每天都在圖書館中爭分奪秒地攻讀馬列原著。在南方局工作期間，重慶酷暑炎熱的天氣，絲毫沒有影響他堅持讀書的習慣。他讓工作人員在圖書館門口貼上兩條大標語，一條是“太忙就擠”，一條是“不懂就鉆”,提醒南方局的所有同志時刻不要忘記讀書學習。為督促南方局機關工作人員抓緊學習，董必武親自為他們制訂學習計劃，要求他們每兩周舉行一次學習座談會，每半年接受一次測試。后來因為工作需要，要提高自己的英語應用水平，董必武克服種種困難，堅持刻苦自學英語，每天早早起床背單詞、練口語、練發音。新中國成立后，董必武擔任國家重要職務，即使工作再繁忙，“卻從未阻擋過他堅持讀書學習的習慣。只要一有空閑時間，手中就會拿著文件報紙或者書本讀。”一位長期工作在董必武身邊的秘書曾經回憶道：“董老的學習就是休息，休息就是學習。”

專業：“正確地有批判地吸取古代優秀的文化遺產”

　　吳玉章在“延安五老”中又兼了一層教育家、歷史學家、語言文字學家的身份，所以他的讀書更帶有專業性。他是我們黨內較早運用唯物史觀認識和研究中國社會歷史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之一。

　　吳玉章喜歡讀書最早也是為了革命事業和為中華崛起。他的一生都喜歡學習歷史、研究歷史，但是對他來說最難的就是缺乏開展歷史研究工作的時間，因為緊張的革命工作讓他無暇兼顧歷史學習與研究。在蘇聯求學期間，他克服種種困難，編寫了一部《中國歷史教程》的講義，以及《中國歷史大綱》，開始從事歷史教學和研究工作。他曾回憶說：“大革命失敗后，我到蘇聯去，看了許多寶貴的書，并到勞動大學學習。到那里才發現自己實在不夠，同時明白了看書要仔細思考，還要和自己的生活行事結合起來，加以反省。”“能夠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正確處理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同時使我們能夠正確地有批判地吸取古代優秀的文化遺產。”

　　（來源：《群眾·決策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