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的商業貿易

賴熹姬 龔齊珍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趁機對陜甘寧邊區進行斷供、斷郵、斷捐的經濟封鎖，嚴格限制與邊區有關的貨物往來。一時間，邊區陷入“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的困難境地。為渡過難關，邊區政府和人民積極開展生產自救，同時，及時調整貿易政策，主動拓展內外商貿交流，給邊區經濟帶來了蓬勃生機。

　　1939年2月，陜甘寧邊區經濟困難剛顯露時，中共中央就號召根據地居民開展生產運動。皖南事變前，軍民的全部需求，除部分自給外，不足部分主要向邊區外采購。皖南事變后，邊區外援幾乎斷絕，軍民供給極端困難。在毛澤東“自己動手”的號召下，各機關、學校和部隊除開荒種地外，也開始發展以自給自足為目標的商業貿易。雖然由此解決了部分經費問題，但隨之也出現了各自為政、互相競爭等不良傾向。1942年12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作《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經工作總方針，強調經濟工作要集中統一領導，“使政策和制度能貫徹到底”，明確發展經濟要“公私兼顧”。1943年2月，邊區政府成立物資局，由其負責“統一管理邊區出入口貿易、物資、物價”，并將此前各自獨立的鹽業公司、土產公司、光華商店等大型公營商業機構劃歸物資局管理，通過一系列辦法，邊區對外貿易的組織性和時效性不斷增強，為保證供給提供了強有力支撐。

發展內外貿易

　　為爭取貿易平衡、增加財政收入，根據《陜甘寧邊區政府關于貿易局工作的決議》，邊區開始實行“對外調劑、對內自由”的貿易政策。在擴大對外貿易方面，一是積極組織特產輸出。1942年，邊區成立了鹽業公司和土產公司，主要任務是立足邊區自身實際，根據財經條件和財經政策，統銷邊區特產出口。在此過程中，貿易機構非常重視搜集經濟情報，在各口岸建立情報聯系，及時掌握物價行情及金融動態，機動靈活地開展貿易斗爭。當時，進出口物資采用三個價格（高價、中價、低價）浮動。這樣既能節省物資、保存實力，又能打擊、制止投機商販及國民黨的擾亂活動。比如，邊區運鹽季遇到國民黨壓價收購，就籌集足夠資金囤積，待其缺鹽時，提價出售。二是改善交通運輸條件。為解決邊區道路崎嶇，物資運輸不便等問題，邊區政府專門撥款修路，修建和拓寬了許多大車路、馱道，運輸能力大幅提升。1937年邊區僅有公路二百一十一公里，到1943年時，邊區的公路里程達到了一千六百八十公里。同時，為了便利商旅往來，邊區在主要干線上建立轉運站、騾馬店和草料店。廣泛發動群眾力量組織運輸，組建各種形式的合作運輸隊，形成了運輸網絡。這些措施使得邊區特產的出口量明顯提高，僅食鹽的出口量就由1940年的十五萬馱增至1943年的二十五萬馱，以食鹽為代表的特產出口，在打破邊區貿易困境、換取緊缺物資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活躍內部市場方面，邊區政府十分重視私營商業和集市貿易建設。一是發展私營商業。1939年1月，邊區第一屆參議會的決議中就將“獎勵商人投資，保護商人營業，以利商業發展”作為政府重要任務之一。1940年12月，毛澤東在《論政策》中指出“應該獎勵民營企業”。1941年5月，邊區公布《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明確規定“發展工業生產與商業流通，獎勵私人企業”“歡迎外地投資，實行自由貿易”。在這些政策激勵下，邊區私營商業發展迅速。以延安為例，1936年有私商戶數一百二十三家，到1944年私商戶數已達四百七十三家，經營范圍涉及數十個行業，從業人員逾千人。二是繁榮集市貿易。無論是新建或恢復集市，相關地區政府都會在此之前選定成立“集市籌備委員會”“負責管理街市建設，集會籌備工作”，規定具體的開市時間，并要求公營商店、合作社準備大量貨物到集市出售。每逢集日，攤販林立，百貨云集，交易成果豐碩。邊區集市常與騾馬大會相伴舉行。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延安舉辦騾馬大會，很多商販慕名而來，市面上牲口、糧食、柴炭、布匹等物資豐富，交換方便，牲口買賣日交易額就有二百多萬元。毛澤東、朱德等到訪延安集市，“緩步場中，細心觀察，關心每一商家的營業狀況”。為了使交流更加便利，在騾馬大會期間，定邊分區稅務局還專門在會場搭建一布棚，為往來客商辦理牲畜過境及出境登記，設置貨幣交易所為外來客商兌換貨幣。

加大金融支持

　　抗日戰爭時期，邊區銀行成為貿易機構的重要外部融資渠道。邊區鹽業、土產公司成立后，邊區銀行便為其提供了大量資金支持，除長期投資外，還經常臨時性透支數十萬元支持其開展對外貿易。物資局設立后，邊區銀行更是以法幣、現洋等投入，物資局系統的資金占有額占銀行可用資金（發行額）百分之四十以上，為開展貿易斗爭提供了保障。1941年以前，邊區銀行的商業貸款對象主要是公營商店。隨著邊區政府對私營經濟的重視，邊區銀行也開始在業務上加強對私營商業的兼顧，為邊區商人提供小額抵押放款、救濟性放款等融資支持，幫助商人維持營業。如1942年，“銀行施行普遍救災貸款，借以扶持其繼續營業，為數達十余萬元”。邊區銀行發放的貿易貸款余額由1941年末的三百萬元增至1942年上半年的一千六百五十多萬元，1942年下半年更是占各項放款的首位。此外，為適應商業發展及市場需要，延安還設立了商業代辦處，專門辦理商業往來事務，為商人提供法幣兌換業務，發行流通支票，有力地支持了邊區商業發展。

維護市場秩序

　　為保障貿易安全，保持市場穩定，邊區采取了多項措施。一是制定管理辦法。在嚴密的封鎖環境下，出入口貿易是邊區實現經濟突圍的重要路徑，因此邊區政府對進出口貿易管理尤為重視。1943年，邊區政府頒布《陜甘寧邊區戰時管理進出口貨物及過境物品暫行辦法》，將進出口貨物劃分為允許、特許和禁止三大類，對每類貨物都列出了詳細的貨物單，并分別規定了管理辦法，該制度的出臺，不僅使邊區進出口貨物管理在防止敵頑傾銷、破壞金融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二是發起平價運動。抗戰時期，邊區由于物資缺乏，邊幣貶值，加上部分商人囤積貨物、哄抬物價，導致邊區物價波動。對此，邊區政府組織邊區內各大公營商店有計劃地從外購進生活必需品，以低于市價出售。1941年6月，延安開展平價運動，通過穩定工業品價格，降低農產品價格，廣大群眾消除了恐慌心理。三是整頓商會組織。為了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1943年，邊區政府對商會進行了改造，在政府的領導下改組了商會委員會，增加了中小商人的名額，以糾正大商人包攬一切的現象。同時，邊區還以行政、法律等手段對投機倒把、偷稅漏稅等不正當的商業貿易行為予以嚴厲的懲戒，以保證商業健康、穩定地發展。

　　（來源：團結報 作者單位：中共南昌市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