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二十五軍西征漢中后的兩次重要抉擇

郭松林

　　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撤離鄂豫皖根據地后，原本承擔堅持根據地斗爭任務的紅二十五軍面對敵人的瘋狂清剿，審時度勢，形成了離開鄂豫皖、西征鄂豫陜的戰略決策。成為各路紅軍長征中最早到達陜甘根據地的重要武裝力量，最終發揮了革命落腳點的先導作用。紅二十五軍在漢中境內活動時有過兩次重要抉擇：一是進不進入川陜蘇區，二是堅持鄂豫陜邊還是落腳陜甘根據地。這兩次重要抉擇的正確選擇，印證了中共鄂豫陜省委的遠見卓識，決定了紅二十五軍長征路線和方向的基本格局，完全符合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需要，符合黨中央及主力紅軍北上抗日的戰略意圖。本文試對紅二十五軍為何西征到漢中，卻沒有選擇進入川陜蘇區與紅四方面軍會合，最終選擇西征北上，進入陜甘根據地進行粗淺分析。

　　紅二十五軍西征進入陜南，建立了鄂豫陜邊根據地

　　1934年2月12日，中央根據鄂豫皖省委宣傳部長成仿吾的報告，指出了原來鄂豫皖省委及紅二十五軍“死守”傾向的錯誤，主張尋求新改變。一方面，分析了鄂豫皖蘇區所面臨的緊張形勢及省委的領導和紅二十五軍的情況，認為若再固執“死守”方針，則會犧牲干部、失去活力，導致革命事業被葬送。另一方面，特別提出了新的戰略思路，紅二十五軍的主要任務在于保全現有力量去創造新的根據地、創造新的主力紅軍，并強調“這是在目前形勢下唯一正確的路線”。同時，中央選派黃埔畢業生、曾任紅二十二師師長和粵贛軍區代參謀長的程子華，從中央蘇區前往鄂豫皖，帶來了中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的4月指示，主要精神是“鄂豫皖紅軍主力要作戰略轉移，建立新的根據地。”程子華“還講了朱總司令的意見，說紅二十五軍可去陜西，與川陜蘇區連接起來”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縣花山寨召開會議，傳達中央指示，討論紅二十五軍實行戰略轉移問題。會議決定紅二十五軍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的名義，突圍轉移。隨之，紅二十五軍突破蔣軍的無數條封鎖線，越過平漢鐵路，在鄂西、皖西地區輾轉戰斗，由于這里敵社情和地形對我不利，不宜建立根據地，紅二十五軍決定向西發展，建立鄂豫陜邊根據地。在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后，紅二十五軍于12月8日順利進入陜南。在鄂豫陜邊，紅二十五軍又浴血奮戰了8個月，擊潰陜軍數個旅，重創中央軍、東北軍，在漢中建立了華陽、寧佛游擊根據地，不僅擴大了主力部隊，還建立地方武裝近千人。

　　1935年2 月中旬，紅二十五軍從截獲的敵人密件中知道紅四方面軍發動了陜南戰役，并已攻占寧羌（寧強）、沔縣（勉縣），還在繼續向東進攻。2月19 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鄖西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紅二十五軍主動西進配合行動。會后, 省委和紅二十五軍迅即向漢中進發，接連攻占寧陜、佛坪縣城，于3月8日抵洋縣華陽鎮。12 日，徐海東率手槍團先行進抵城固縣小河口，始知紅四方面軍已撤離漢中回到川北。由于敵伍誠仁的四十九師防堵甚嚴，遂率部折回華陽，與洋縣黨組織取得聯系，建立了根據地，擬作為今后聯系紅四方面軍的橋梁。并派人送去以鄂豫陜省委代理書記吳煥先名義起草的《給紅四方面軍并轉川陜省委的信》，介紹了紅二十五軍配合陜南戰役的西進作戰行動，提出了盡快取得聯系的7點意見。

　　紅四方面軍在達到聲東擊西的目的、結束陜南戰役后不久，即發動了策應中央紅軍的嘉陵江戰役，離開川陜蘇區向川西進軍。兩個戰役相隔約一個多月時間，如果紅二十五軍沿紅四方面軍入川路線進入川陜蘇區，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孤軍奮進的紅二十五軍卻沒有入川，放棄了與老部隊的會合，給歷史留下疑問。

　　紅二十五軍雖積極策應陜南戰役，但沒有進入川陜蘇區的打算。其實，在是否進入川陜蘇區和紅四方面軍會合，在紅二十五軍高層是有不同聲音的，也有過多次會上和會下的爭論。有少數領導認為陜南回旋余地小，紅軍兵力單薄，加之陜軍窮追不舍，主張進入川陜蘇區，與老部隊紅四方面軍會合。但徐寶珊、吳煥先、徐海東、戴季英等紅二十五軍的創始人，卻持反對意見。他們在鄂豫皖蘇區時，曾經歷了張國燾嚴酷的肅反斗爭，對白雀園殺害大批紅軍干部心有余悸，對張國燾家長制作風非常反感。尤其是在鄂豫皖蘇區反第四次“圍剿”失敗后，張國燾率紅四方面軍主力不辭而別，留在根據地堅持斗爭的紅軍將領多有意見。也隱約得知曾中生、曠繼勛、余篤三、舒玉章等一批紅四方面軍高級將領已慘遭張國燾殺害，怕重蹈覆轍，所以內心是不愿意去四川接受張國燾領導的。

　　時任紅二十五軍參謀長的戴季英 , 日后談及“反對入川”時回憶說：“紅二十五軍西去漢中地區, 并不是為了進入四川 , 會合紅四方面軍 , 而是為了打通關系，與紅四方面軍建立聯系。”“省委在華陽開過一次會議，徐寶珊、吳煥先、徐海東和我，都反對入川的主張。我們說不過去，他們說冒險也要過去。意見還是很尖銳的。因為徐寶珊（時任鄂豫陜省委書記）反對入川，就沒有去成。

　　紅二十五軍副軍長徐海東回顧了當時鄂豫陜省委內部關于“入川和反入川”的爭論。也明確說：“有的同志不同意單獨在鄂豫陜創造根據地，他們說紅二十五軍只3000人，力量小，即便是創建起來了也不易堅持。省委反駁他們說，中央的指示是單獨創造根據地，并沒叫我們入川。陜南的敵情、地形、群眾條件都適合創造根據地。在陜南樹紅旗可牽制楊虎城，東面對鄂豫皖老區，西南對川陜蘇區，北面與陜甘劉志丹配合作用大，入川的作用小。”“我軍在華陽時，對創建根據地的問題存在著不同意見，故決定把地區試探大些，再做最后決定，聽說城固、洋縣地形好，好比鄂豫皖的霍丘，是個出糧食的地方。故去那里看看情形，與紅四方面軍取得聯系，而不是為了入川”。

　　當紅二十五軍從城固小河口折回華陽，鄂豫陜省委內部，雙方交鋒再次激烈展開。在洋縣華陽根據地召開的鄂豫陜省委會議上，入川主張者被大多數與會者批評為“動搖軍心”的“錯誤”，后來由于陜軍警備二旅迫近，軍情告急，省委華陽會議暫時中止，全力對付尾隨的陜軍張飛生警備二旅。在石塔河設伏殲滅警備二旅的5個營，大獲全勝。鄂豫陜省委于4月中旬在藍田縣葛牌鎮繼續開會，會議統一了堅持鄂豫陜斗爭的思想認識。

　　1935年7月17日，鄂豫陜省委代理書記吳煥先在戶縣南鄉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有少數上級同志因此動搖，主張入川找紅四方面軍，以為紅二十五軍單獨創造新蘇區是困難的，省委是堅持不動搖的領導了全體同志打擊了這些動搖傾向，確定在鄂豫陜邊區創造新的區域與新的革命根據地。”

　　《中國工農紅軍第25軍戰史》( 以下簡稱《戰史》)中也反映了鄂豫陜省委關于“入川與反入川”的分歧和爭論：“在紅二十五軍向漢中方向行動中，原來主張入川會合紅四方面軍的少數同志，又提出了入川問題。省委于華陽舉行會議，再次批判了這一錯誤觀點，仍堅持在鄂豫陜邊區創新區的任務不動搖，按照省委庾家河之決定不變”。《戰史》所指的“省委庾家河會議”，是中共鄂豫皖省委于1934年12月9日，在丹鳳縣庾家河鎮召開的第18次常委會，會議討論了《中共鄂豫皖省委關于創造新蘇區新的革命根據地的決議草案》，這次會議作出了兩個重要決定，改中共鄂豫皖省委為中共鄂豫陜省委，決定建立鄂豫陜革命根據地。

　　1935年4月中旬，中共鄂豫陜省委在藍田縣葛牌鎮，繼續召開在洋縣華陽因軍情緊迫被中斷的常委擴大會議。會上“對主張入川的少數同志進行了批評教育和組織處理，進一步在全體同志中堅定了創建鄂豫陜革命根據地的決心。”《戰史》說的“原來”, 是指紅二十五軍進入陜南后的庾家河會議 , 這次會議圍繞立足點問題產生了激烈的爭論 , 兩種意見針鋒相對。“一種意見 , 陜南山大人口稀又缺糧，不能搞根據地 , 說紅軍發展了也不易鞏固，主張會合紅四方面軍。另一種意見認為，陜南條件不錯，在陜南建立了根據地，可以牽制東北軍、西北軍的部隊，對東、南、西、北各地區的斗爭，都可以起配合作用”。

　　紅二十五軍沒有進入川陜蘇區，卻為中國革命立下大功

　　從今天的角度看，紅二十五軍當時沒有進入川陜蘇區，沒有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實屬中國革命之大幸，紅軍之大幸。首先使張國燾在長征途中另立中央時，少了一份要挾中央和分裂紅軍的資本。其次，如果紅二十五軍當時入川，極有可能受到肅反和審查，會傷及我們一些干部，這是有教訓的。王維舟領導的川東游擊軍改編為紅四方面軍第三十三軍后，即遭張國燾以肅反名義進行的大清洗，軍政治部主任劉杞、九十八師師長冉南軒、九十九師師長蔣群麟等一大批營以上干部被殺害。再是，若紅二十五軍編入紅四方面軍序列后，在張國燾錯誤路線的領導下，也會在以后的南下作戰和西征中蒙受巨大損失。更重要的是，紅二十五軍作為一支偏師，在與中央長期失去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轉戰鄂、豫、陜、甘、寧五省，飄忽不定，機動靈活，沖破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行程近一萬里，牽制了國民黨中央軍和地方部隊大量兵力，給中央紅軍和各路紅軍減輕了軍事壓力。

　　1935年7月，紅二十五軍兵出秦嶺實行佯攻，威逼西安南郊的韋曲、杜曲，給國民黨造成極大恐慌。與黨中央失去聯系的鄂豫陜省委，從一郵電所拿的《大公報》上得悉：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已在川西會師，并有北上的動向。7月15日，原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員石健民從上海經西安輾轉到達紅二十五軍軍部駐地，帶來了中央數月前發出的幾份文件，也帶來了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已在川西會師并有向北行動的消息。鄂豫陜省委遂于15日晚在長安縣灃峪口召開緊急會議，分析當前形勢，研究我軍的行動方向。會議指出：“目前首先要執行新的任務，采取新的策略，在一切行動中極力去與陜北紅軍集成一個力量”，以“配合主力紅軍在西北的行動，迅速創造西北新的偉大的鞏固的革命根據地。”徐海東提議，應積極牽制敵人，保證中央和一、四方面軍順利北上，并表示，即使我們這三、四千人犧牲了，也是光榮的。

　　1935年7月25日至30日，紅二十五軍在留壩縣江口鎮作戰時休整，對部隊進行整編，將第四路游擊師、華陽游擊隊和歸隊的傷病員以及新入伍戰士編入部隊，重新配備了團營連干部。進行了西征北上的思想動員和物資準備后，以江口為戰略集結出發地，首次提出了“迎接黨中央，迎接主力紅軍”的戰斗口號，并果斷揮師西進，翻過柴關嶺，攻占雙石鋪，順利進入甘肅境內；繼而占領兩當縣城，襲擊天水重鎮，切斷蘭寶公路；牽制胡宗南部的西進計劃，打亂了敵人圍堵紅軍的部署，配合了中央紅軍的行動。

　　1935年9月，紅二十五軍到達陜北，與陜北的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會師。并根據鄂豫陜省委和西北工作委員會聯合決定，組建了紅十五軍團。在后來的勞山戰役中，殲敵東北軍第一一零師近兩個團和師直屬隊全部。又南下鄜縣（富縣）攻克榆林橋，殲守敵第一零七師4個營。鞏固和擴大了陜甘革命根據地，為迎接中央主力紅軍的到來，創造了有利條件，為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礎。東北軍在陜北清剿紅軍連連失利，也使張學良的思想受到極大震動，促使其認識到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是沒有前途的，促進了西北抗日統一戰線的率先形成，為以后西安事變埋下伏筆。

　　紅二十五軍獨立自主地決定西進北上，印證了鄂豫陜省委的遠見卓識。這一戰略決策完全符合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需要，符合黨中央及主力紅軍北上抗日的戰略意圖。展示了鄂豫陜省委和紅二十五軍既英勇善戰、足智多謀，又高瞻遠矚、胸懷全局的偉大氣魄。毛澤東對紅二十五軍策應中央紅軍北上給予高度評價，稱贊紅二十五軍當了“中央紅軍之先導，為中國革命立下大功。”

　　　來源：陜西黨史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