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別山最大規模的工農起義為什么在紅安爆發

趙 斌 阮景潤 袁 燕

　　大別山地區規模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工農武裝大起義——黃麻起義為什么在黃安（今紅安）爆發并取得成功？歷史的選擇不是偶然的，這與黃安的地域文化、黨的建設及群眾基礎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一、獨特的地域文化

　　黃安在歷史上多次受到外部文化的影響，較典型的有三次。第一次在宋代，程朱理學創立者、思想家、教育家程頤曾在今紅安境內講學，這是當地較早的一次思想大啟蒙。第二次在明代，泰州學派代表人物、思想家、文學家李贄寓居黃安和麻城著書講學，大量招收女學生，造就了封建時代女子受教育的典型。第三次橫跨明清時期，“江西填湖廣”形成了移民文化，這是始于元末明初的一次大規模移民活動， 大量江西人遷居到鄂東地區。黃安縣各大姓氏為相互攀比競爭，都設有自己的學田，以此資助家族中聰穎的貧寒子弟考取功名、光耀門庭，開國上將郭天民就是在宗族的資助下考入黃埔軍校并走上革命道路的。此外，帶有移民文化烙印的宗親關系，在馬列思想的傳播和黃安地區黨組織的發展壯大中，也起到過促進和保護作用。

　　程朱理學與泰州學派在黃安這塊土地上產生了激烈的交鋒，加上移民文化的浸潤，共同塑造了既善于學習又勇于實踐的黃安地域文化，培養出董必武、鄭位三、郭天民、曹學楷、戴克敏、戴季倫、戴季英、陳定侯等一大批黃安革命先驅。

　　二、強有力的黨組織

　　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后，革命形勢跌入低谷，反革命的力量大大超過黨在黃安縣所領導的革命力量，黃安地區黨組織面對這種險惡的環境，如何繼續革命？黃安地區黨組織從以下三個方面，以堅強的領導扭轉了這一不利局面。

　　1.勇于擔當，始終與群眾一條心。“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后，國民黨武漢政府派遣軍政人員“清黨”“改組”，宣布解散縣區鄉各級農民協會，強令收編工農武裝，在“寧可枉殺千人，不使一人漏網”的血腥口號下大肆搜捕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瘋狂鎮壓革命運動。黃安縣因革命思想傳播較早、革命根基深厚并已建立了比較完備的黨組織框架而首當其沖，有多達92名共產黨員被懸賞通緝，董必武，戴克敏、曹學楷、鄭位三都位列其中。

　　在生死考驗面前，絕大多數經過斗爭鍛煉并與群眾有著密切聯系的共產黨員沒有逃避。縣委常委鄭位三等重組了中共黃安縣委，由鄭位三任代理書記，吳煥先為組織委員，王秀松兼任少共黃安縣委書記，吳先籌為縣委候補委員。新縣委以七里坪為活動中心，提出“以革命繼續革命，以革命發展革命”的口號，堅持領導廣大黨員和革命群眾堅持武裝斗爭、開展工農運動發展黨團組織。經過大革命洗禮的廣大群眾又有了主心骨，在反革命風暴到來時才沒有怯懦和動搖。

　　2.主動作為，爭取中共湖北省委大力支持。中共中央在 1927年9月15日的政治報告中將湖北的農民暴動列為工作的第三部分。從中共湖北省委的實際工作來說，鄂東的黃麻地區最初并沒有被提到工作日程上來。但中共黃安縣委的工作態度積極，先后兩次派人到漢口尋找省委請示工作、積極求戰。其中第一次是1927年9月，由于反革命的進攻在繼續，黃麻兩縣縣委與省委失去了聯系。中共黃安縣委派鄭位三、陳定候、程翰香到武漢找到了中共湖北省委負責人羅亦農，羅亦農在詢問黃安情況、傳達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分析國內局勢之后，對黃安的工作了明確指示，還將兩份黨中央的通告和一份鄂南秋收暴動計劃交給了鄭位三，指示鄭位三等人立即返回黃安，參照鄂南的計劃迅速組織暴動。黃安黨組織接受省委指示后，迅即舉行了武裝暴動，史稱九月暴動。

　　第二次是1927年10月，黃安縣委鑒于九月暴動后期沒有大的進展、國民黨軍的“圓剿”又中斷了縣委與上級黨組織的聯系等情況，再次派源鄭位三、戴季英去武漢，向省委匯報了黃安九月暴動。省委了解到在七里坪地方有群眾近三萬人，快槍四五百枝，殺了許多土豪劣紳，還有同志戴季倫、戴克敏及黨組織辦的學校的學生在那里指揮。而后，又接到麻城方面關于革命力量的報告，中共湖北省委才開始將注意力從暴動失敗的鄂北和鄂南轉到原來比較忽視的鄂東地區，并迅速派出了曾參加過鄂南暴動的符向一、吳光浩劉鎮一等到黃麻地區巡視和指揮。正是由于中共黃安縣委的積極爭取和主動作為，黃麻地區才開始進入湖北省委的視野，才大大加快了鄂東地區農民起義的進程。

　　3.貫徹指示，精心部署武裝起義。中共中央在武漢召開的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總方針，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黨在當時的最主要任務。毛澤東在會上首次提出了槍桿子里出政權的論斷，這個論斷是從大革命失敗的血的教訓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國革命的特點，實際上提出了以軍事斗爭作為黨的工作重心的問題，是中國革命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的標志。

　　鄭位三、陳定侯、程翰香自漢口帶回八七會議精神后，中共黃安縣委就在七里坪文昌宮召集縣委委員和各區黨的活動分子，傳達、討論了黨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統一了思想并擬定兩份文件：一是由鄭位三起草的《中共黃安縣委關于傳達貫徹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和省委關于武裝暴動的指示的報告》，二是由戴克敏起草的《中共黃安縣委關于組織武裝暴動的計劃》。9月下旬，中共湖北省委派人到麻城邱家畈傳達了八七會議精神。為貫徹八七會議精神，中共黃安縣委制定并實行了以下政策： 一是重建各區鄉的防務委員會；二是大力擴充農民自衛軍和農民義勇隊，并加強訓練；三是建立起義指揮機關；四是鎮壓土豪劣紳，沒收大、中地主的財產以發動群眾，并為起義作物資準備。這4項政策的實行使得全縣各區鄉的防務委員會得到迅猛發展，不到1個月時間就基本重建完成。縣防務委員會總會也在9月下旬成立，在農民自衛隊基礎上建立的農民義勇軍歸屬縣防務委員會總會指揮，一個具有領導核心的軍事實體初具雛形，為戰時的快速動員打下了基礎。

　　9月開始，黃安縣的七里、紫云和麻城的乘馬、順河有了一次集中性的暴動 ，開始處決土劣、沒收家產、平分土地。但隨著國民黨魏益三部一個師開進黃安縣向農民武裝進攻，武裝暴動陷于停滯，如何將八七會議精神貫徹下去、繼續開展武裝暴動的問題擺在了黃安縣委的面前。隨著符向一、吳光浩等人被派駐黃安，中共黃安特委和鄂東革命委員會建立，并在前期暴動的基礎上又作了以下安排: (一)鞏固工農運動，發展組織，改造黃麻黨團，加緊訓練農民自衛軍;(二)以潘家河、阮家店、箭廠河、程璞畈等地的義勇隊和麻城乘馬崗、順河集的農民武裝為主要依靠，加緊反豪紳地主，沒收其土地財產;(三)加強黃安農民義勇隊辦事處的工作; (四)動員黃安第二高等小學師生到鄉村去，宣傳黨的八七會議精神，發動農民群眾，組織農民武裝;(五)黃麻特委和黃安縣黨團機關設七里坪，由曹學楷、戴季英等負責日常工作;(六)暴動日期另定。

　　整體來看，這六項工作安排的本質就是黨的建設、武裝斗爭和統一戰線，對發展組織、訓練農軍、鎮壓土劣任務作了進一步強調。黨組織開始有了較為固定的工作地點，這是前期正確實行各項政策的結果，也為黨后續靠前指揮農軍發揮了作用。中共黃安特委和鄂東革命委員會也首次將有著進步思想的師生派駐鄉村宣傳八七會議精神，這是黃安黨組織在革命斗爭中的一個巨大進步。正是黃安黨組織的精準施策，八七會議精神才得以很好地貫徹執行。

　　三、深厚的群眾基礎

　　土地革命時期全國爆發了上百次農民起義，這些起義中，參與人數能超過黃麻起義的寥寥無幾。在短時間內能迅速動員幾萬人投入革命斗爭，這與黃安地方黨組織很早就注重做群眾工作是分不開的。

　　1.興辦學校，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大革命之前的黃安縣，除城關一所高級小學和鄉村中的幾所初級小學外，剩余都是私塾，灌輸的是封建思想。從1922年暑假開始，董必武便利用寒暑假組織學生回鄉宣傳，采取辦夜校或走親訪友等形式，深入鄉村宣傳革命思想，縣城第一高等小學和模范小學、七里坪第二高等小學、王興祿村等處便是他們經常活動的地點。

　　黃安縣師范講習所成立后，我們黨依托講習所辦起了平民夜校，吸收手工業工人、店員和無錢上學的青少年參加學習。每天晚上組織學員學習兩小時，其中一小時教讀書識字，一小時為時事講座，傳播革命思想。后又辦有農民夜校，教學形式更加多樣,增加了唱歌、時事報告、黨義介紹等。到1927年5月底，全縣已辦初級小學1100余所、夜校100余所，從進步青年中錄取合格教師1100余人，陳舊的私塾多被淘汰，新式平民教育得到大力普及。

　　群眾視學校為自己的學校，把教師當作知心朋友，都樂意到學校去聽教師講課。教育提高了群眾的辨別能力，耳濡目染之下，群眾對階級壓迫、階級斗爭形成了認識，紛紛突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縛，普遍有了革命的需求和動力。學校成為黨聯系群眾的紐帶和橋梁，成為黨引領黃安革命向前推進的重要陣地。

　　2.深入宣傳，推動進步思想的傳播。在興辦新式學校、提高群眾文化水平的同時，黃安縣黨組織大力引入進步期刊，同時也嘗試自己辦期刊。董必武等人將《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中國革命問題論文集》《新青年》《共產黨》《向導》《武漢星期評論》介紹到黃安縣，傳遞到鄉村，黃安縣內也先后辦起了《啟人月刊》《黃安青年》《黃安通俗旬刊》等期刊。此外還有組織游行、演文明戲、開展放足運動等形式傳播進步思想，黃安人民開始懂得了“為什么要革命”“為誰革命”“怎樣革命”。

　　在黨的黃安工作組的精心策劃下，縣城各學校于1924年5月7日和9日舉行兩次“五七”國恥紀念日游行活動，吸引了大批群眾參加，這是黃安縣城有史以來舉行的第一次大規模游行示威。1925 年，“五卅慘案”發生后，黨的黃安工作組根據上級指示，吸收城內手工業工人、學生、商民和其他進步人士組成黃安縣五卅慘案后援委員會，開展聲援“五卅運動”的演講活動，號召群眾團結起來救國救自己。多種形式的宣傳將群眾的思想覺悟提高到了新的高度。通過參加一些基礎性的團體活動，群眾也認識到團結的重要性，從而加快了革命的步伐。

　　3.積極斗爭，多方維護群眾的利益。在啟迪群眾思想的同時，黨也帶領群眾開展斗爭，維護群眾利益，在實踐中鍛煉群眾的斗爭本領。1925年黃安大旱，地主與奸商勾結囤積糧食，意欲外銷牟利。黨的黃安工作組決定從反糧食外運人手開展斗爭，經過多方面協力，外運糧食被阻止，截糧斗爭取得了勝利。繼截糧攔米斗爭之后，黨領導下的青年協進會又發起了借糧斗爭：按土豪家糧食總儲備量的30%或50%借糧，如遇土豪反對，農民就開倉強借。這一斗爭很快在全縣開展起來，農民紛紛向縣區會管轄的糧倉借糧，縣署最后同意設立黃安縣平糶委員會，規定全縣所有公私儲谷一律按 規定價格出售,不準哄抬，不準囤積，不準走私。這次由青年協進會發起的截糧借糧度荒斗爭，是黨領導農民進行革命斗爭的一次成功實踐。廣大群眾也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是站在群眾的立場上，為群眾說話、辦事的，只有緊緊團結在黨的周圍，才有工農的活路。

　　地域文化孕育了一批革命先驅，也保護了革命活動的開展。黃安地區黨組織主動作為、勇于擔當，不打折扣地貫徹黨的政策，始終把人民群眾的需求作為第一要務，充分贏得人民群眾信任和支持，堅定了廣大群眾緊跟黨走的決心。領導核心、革命組織、革命思想、革命群體的高度整合，形成了一股勢不可擋的力量，革命的爆發也就水到渠成，這也是黃麻起義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礎和必備條件。

　　來源：《學習月刊（2022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