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梓楠
“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這首詩是毛澤東對彭德懷的至高評價。革命戰(zhàn)爭年代,彭德懷戎馬倥傯,立下赫赫戰(zhàn)功。和平時期,他投身于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事業(yè),成績卓著。生活中,彭德懷處處以身作則,幾十年如一日克勤克儉,不搞特殊,是共產黨人清正廉潔的杰出典范。
“志不立,吾人無可成之事”
彭德懷,原名彭得華,1898年10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縣石潭鄉(xiāng)烏石寨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其父常年患病,全家生計由其母周氏操勞。他8歲時,其母患痢疾去世。僅讀了兩年書的彭德懷被迫輟學,砍柴、替別人放牛,在土煤窯做童工,挑起了養(yǎng)家糊口的重擔,吃盡了人世間的苦楚,卻仍舊食不果腹。10歲那年的大年初一,彭德懷的家里斷了糧,為了活命,他帶著弟弟沿街乞討,一度餓暈在路上。彭德懷晚年在自述中寫道:“童、少年時期這段貧困生活,對我是有鍛煉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回憶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記貧苦人民的生活。”
童年時期的經歷在彭德懷心中埋下仇恨剝削階級的種子,磨煉出他不畏強權、不怕困難的堅毅性格。1916年3月,彭德懷投奔湘軍,成為一名二等兵,后升任班長、排長。然而,軍閥割據(jù)混戰(zhàn)的局面、軍隊魚肉百姓的作為和軍官貪污腐化的行徑都使他感到憤怒、失望,他對舊軍隊所抱的幻想破滅了。在此期間,他取號“石穿”,立志以“水滴石穿”的精神為窮苦百姓找出路。他在《論立志》中寫道:“志不立,吾人無可成之事。國亡家亡,滅種隨之。覆巢之下,豈容完卵?弱肉強吞,莫此為甚。吾人生逢斯時,視若無睹,何異禽獸為伍。”
1922年8月,彭德懷考入湖南陸軍講武堂學習,次年畢業(yè)后在湘軍中任連長。1926年,他隨部隊編入國民革命軍,任獨立一師一團一營營長,參加北伐戰(zhàn)爭,奉命配合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葉挺獨立團行動,攻打湖北武昌。參加北伐戰(zhàn)爭是彭德懷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一師政治部秘書長、共產黨員段德昌與彭德懷有過多次傾心交談,段德昌關于共產主義制度和共產黨人理想的談話令他深受鼓舞。在大量閱讀段德昌推薦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后,彭德懷的思想開始發(fā)生根本轉變。
已接受共產主義思想的彭德懷,在一營中積極開展活動,他將原來的秘密組織救貧會改為士兵委員會,實行軍內民主。在士兵委員會下設立經濟清算委員會,實行經濟公開,廢除對士兵的體罰。這些措施深得士兵擁護。彭德懷率領的部隊在北伐軍中以軍紀好、戰(zhàn)斗力強著稱。他嚴肅簡樸的生活作風——不開公館、不吃請、不嫖、不賭,和他爽直剛烈、疾惡如仇的性格也出了名。彭德懷的思想傾向和他在部隊的情況引起了中共黨組織南(縣)華(容)安(鄉(xiāng))特委的注意,特委和他取得了聯(lián)系。1927年春,在國民黨反動派大肆逮捕、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全國陷入白色恐怖之時,彭德懷向特委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經過段德昌的介紹和一段時間的考察后,1928年,他被接收為中共黨員。這是他一生的重大時刻,之后的人生經歷表明,彭德懷真正踐行了“愿為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為共產主義事業(yè)奮斗終生,犧牲一切,必要時獻出自己的生命”這一入黨誓言。
“爽直將軍貴姓彭,志如鐵石氣如鯨”
著名愛國將領續(xù)范亭在延安見到彭德懷時,曾題詩相贈:“爽直將軍貴姓彭,志如鐵石氣如鯨。三軍一致稱模范,粗布征衣半老兵。”這首詩也是彭德懷戎馬一生的真實寫照。他曾說過:“一旦國家有難,或是哪里的仗最難打,哪里的路最難走,哪里最困難,我就到哪里去。”從堅守井岡、保衛(wèi)延安到抗美援朝,每逢危難時刻,彭德懷總是挺身而出、義無反顧,打了無數(shù)的惡仗、險仗、硬仗,在人民軍隊英勇善戰(zhàn)的史冊上留下了寫不盡的光輝華章。
1928年7月,彭德懷發(fā)動平江起義,組建了工農紅軍第五軍。12月,他率紅五軍主力到井岡山與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四軍會師。1929年1月,蔣介石調集湖南、江西兩省兵力,兵分五路向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發(fā)動大規(guī)模“會剿”,聲稱要將紅軍“一網打盡”,要把井岡山“夷為平地”。危急關頭,前委指示紅五軍留守井岡山,掩護主力部隊突出重圍。彭德懷以大局為重,立馬井岡,率領不足800人的紅五軍將士,以大無畏的精神在黃洋界哨口抗擊20倍于己的敵人,連續(xù)激戰(zhàn)四天四夜,順利掩護紅四軍完成轉移。
1947年,國民黨大舉進攻陜甘寧邊區(qū),胡宗南以25萬大軍圍困延安,情況十分危急。為了保衛(wèi)延安、保衛(wèi)黨中央,彭德懷再次臨危受命,出任西北野戰(zhàn)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指揮不足3萬人的部隊和后勤機關與敵周旋、出奇制勝。青化砭、羊馬河、蟠龍幾場漂亮的殲滅戰(zhàn),狠狠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穩(wěn)住了西北戰(zhàn)局。取得陜北戰(zhàn)場的勝利之后,彭德懷率軍橫掃西北,克西安、下蘭州、奪西寧、占銀川,一舉解放西北五省(區(qū)),有力地支持了全國范圍內的解放戰(zhàn)爭。
1950年10月,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美國拼湊的所謂“聯(lián)合國軍”將戰(zhàn)火燒到中朝邊境,嚴重威脅到新中國的安全。此時的新中國大戰(zhàn)方息,匪患未靖,民生凋敝,百廢待興。在是否出兵援朝的問題上,彭德懷擁護毛澤東“唇亡齒寒”的主張,他說:“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爛了,等于解放戰(zhàn)爭晚勝利幾年。如美軍擺在鴨綠江岸和臺灣,它要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隨時都可以找到借口。”當中央決定由他來挑這副重擔時,正主政大西北的彭德懷堅決服從中央決定,臨危受命,率軍入朝。在武器裝備對比極為懸殊、平壤已被占領的極端不利情況下,彭德懷率領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一道打敗了以美國為首的“聯(lián)合國軍”。自此,“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不應該隱瞞自己的觀點”
彭德懷的一生是堅持真理、剛正不阿的一生。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這樣描述彭德懷:“他談話舉止里有一種開門見山、直截了當、不轉彎抹角的作風。”從放牛娃到共和國元帥,從身居高位到掛甲歸田,彭德懷始終實事求是、正道而行。
在中央蘇區(qū)第五次反“圍剿”作戰(zhàn)中,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顧問的李德采取教條式的作戰(zhàn)方針,給紅軍和根據(jù)地造成了很大損失。當時,很多人對李德的指揮不滿,但沒人敢指出來,更沒人敢頂撞他。彭德懷則堅決抵制李德的盲目指揮,當面怒斥李德:“這種主觀主義,是圖上作業(yè)的戰(zhàn)術家。中央蘇區(qū)從一九二七年開創(chuàng)到現(xiàn)在快八年了,一、三軍團活動到現(xiàn)在,也是六年了,可見創(chuàng)造根據(jù)地之不易。‘崽賣爺田心不痛’!”李德氣得暴跳如雷,給彭德懷橫加一頂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為了中國革命的命運,彭德懷早已把個人的命運置之度外,做了最壞的準備——撤職、關押、殺頭。
1958年底,彭德懷回到家鄉(xiāng)湖南做調查研究。在烏石,他發(fā)現(xiàn)干部與社員提供的稻谷畝產量相去甚遠,立即打著手電查稻田、數(shù)稻稈,計算產量,看誰講的是事實。在平江,一次座談會上,一位退伍的老紅軍遞給他一張紙條,上面寫著:“谷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么過?請為人民鼓嚨胡(注:嚨胡為湖南方言呼吁的意思)。”彭德懷看后心情異常沉重,他暗下決心,回京之后一定要把這些情況如實向中央反映。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先后7次在小組會上發(fā)言,并于7月14日給毛澤東寫信,秉筆直書“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存在的問題。
彭德懷被罷免職務后,始終沒有放棄實事求是的精神和對黨的事業(yè)負責的態(tài)度。搬出中南海后的彭德懷入住北京西郊掛甲屯,他一邊參加學習,一邊躬耕田畝,同時不忘思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1961年,中央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彭德懷在得到批準后,再次回到湖南調研。他堅持步行到社隊聽取干部介紹情況,深入農戶收集材料、召開座談會。在調研時,彭德懷還交代大隊干部不要摻假,“我們配合你們一起來調查,一定要實事求是”。這次調研歷時50余天,彭德懷到9個大隊就農村的糧食問題、群眾生活問題、副業(yè)生產問題、手工藝人問題、農村集市貿易問題等做了調查,接見來訪者累計約2000人次,審定了5份調查材料,并又一次實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了農村的情況。彭德懷在筆記中寫道:“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我來說,應該把上述看法,誠懇地向黨中央提出,不應該隱瞞自己的觀點。”
“近水樓臺‘不’得月”
彭德懷是黨內清正廉潔的典范,他對自己要求極為嚴格,始終以共產黨人的標準規(guī)范自己,從不因一己私利而搞特殊化。新中國成立后,彭德懷擔任黨政軍重要職務。他政務繁忙,經常外出視察。每次出發(fā)前,他都對身邊工作人員講“四個不準”:一、每到一地,不準要求當?shù)厝私铀停欢⒃谌魏蔚胤匠燥垼粶收埧停蝗⒉粶室思掖I東西,如果送上門來,也要婉言謝絕;四、參觀時不準前呼后擁地陪同。1956年夏天,彭德懷去北海公園游覽。公安部門為了他的安全,事先將公園閉園清空游客來接待他。彭德懷到達公園后發(fā)現(xiàn)門口掛著“休息”的牌子,公園里面也沒有游客,覺得很奇怪,在詢問后得知這一情況,他非常生氣地說:“為什么要這樣?我們有什么見不得人的?這么大一個公園,我們來了別人就不能來。這種規(guī)矩,以后在我們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里絕不能有。”隨后,他立即返身走出了公園。
彭德懷沒有親生子女,新中國成立后,他把2個烈士弟弟的8個孩子接到自己身邊來照顧撫養(yǎng)。對待自己的侄子、侄女,他有著深切的舐犢之情。然而,彭德懷對侄子、侄女們在思想和生活上的要求又是出了名的嚴格,教育他們“思想上工作上應向高標準看齊”,“生活上要向低標準看”。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軍銜制。彭德懷的侄子彭啟超被授予中尉軍銜,比照那些和他履歷相似的同志,軍銜被壓低了一級,心情十分苦悶。彭德懷在給他的信中寫道:“啟超,你既為彭家人,就要遵守彭家的家風,那就任何時候都要清正、廉潔、誠實。老實人有時會吃虧,但從長遠看,老實人不吃虧。想想那些為革命犧牲的人,你還會為肩上多一顆豆豆、少一顆豆豆煩惱嗎?俗話說,近水樓臺先得月,可從我這,得改改這個規(guī)矩,那就是近水樓臺‘不’得月。你也許一時想不通,但時間久了,你會明白伯伯的一番苦心,嚴是愛,松是害……”彭啟超讀著信,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了下來,理解了伯父的良苦用心。
楊尚昆曾經評價彭德懷:“他臨陣對敵的雷霆之威,對黨對人民的赤子之忱,政治上的松柏之節(jié),生活上的冰雪之操和作風上的樸實無華,使他不愧為我們共產黨人和革命干部的表率,中國人民的忠實兒子。”斯人已逝,精神長存。其偉大精神跨越時空,歷久彌新,需要我們永續(xù)傳承,世代發(fā)揚。
來源:中國檔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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