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前被授予少將的外交家伍修權

焦利萍 武星

　　伍修權1908年出生于湖北武昌一個貧困家庭，1923年走上革命道路，曾參加長征、列席遵義會議，參與籌建我軍第一所航空學校和第一所海軍學校。1945年9月，為方便與蘇軍的接洽接收東北事宜，伍修權被授予少將軍銜，成為新中國成立前就被授予軍銜的革命將領。新中國成立后，伍修權轉戰外交領域，成長為一名優秀的將軍外交家。

　　留學蘇聯，輾轉回國

　　1921年，伍修權進入武昌高師附小接受教育，在那里遇到了黨的創始人之一陳潭秋。在其影響下，伍修權于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并任該校第一個團小組組長，物色志同道合的青年加入團組織并進行革命宣傳活動。1925年在黨組織的推薦下，與其他10名同學一起赴蘇留學，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了兩年馬克思主義理論，后因歸國通道被切斷而滯留莫斯科。其間蔣介石的叛變、大革命的失敗，使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革命不掌握武裝不行，于是中共中央決定從上述原擬回國的學員中抽選一批人轉入蘇聯各軍事院校，為黨領導的軍隊培養經過正規教育和訓練的軍事人才。基于國內作戰形式主要將是游擊戰爭的判斷，伍修權選擇進入莫斯科步兵學校接受訓練。

　　1929年，伍修權被分配到位于伯力的蘇聯邊疆保衛局工作，之后成為聯共（布）候補黨員。當時，他的生活待遇優厚，日子過得相當安定舒適。但伍修權心系國內革命，多次向組織提出回國請求，卻都未能成功。后來，他編了一條理由征得上級領導的同意來到莫斯科，找到共產國際機關中的中共代表團提出自己的回國請求，又找到蘇共中央組織部才被批準回國，最終幾經輾轉于1931年回到國內。

　　轉戰南北，參與陸海空三軍院校建設

　　伍修權到達上海與黨組織接上頭后，即由聯共（布）候補黨員轉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之后便被派往蘇區。在蘇區他先后參與了第三、四次反“圍剿”作戰，還參與了瑞金紅軍學校的創建工作，協助劉伯承編寫教材并擔任了射擊課教員。其間，他將自己訓練有素的軍人作風和所掌握的知識、技能充分運用到教學、訓練的言傳身教中，而且工作態度熱情、積極、虛心。1933年，伍修權受命為共產國際派駐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李德當翻譯。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他隨軍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并在1935年列席了遵義會議。

　　1938年2月，伍修權任八路軍駐甘肅辦事處處長。他利用其公開合法的身份，幫助指導黨的地下組織培訓干部、發展黨員、擴大組織；接送了周恩來、王稼祥、任弼時等黨的領導人和大批革命者，使辦事處成為我黨在西北地區的一處“戰斗指揮所”和“革命接待站”；作為延安和蘇聯聯系的主要通道，接收和轉運了大量抗戰物資。1941年7月，伍修權返回延安，擔任中央軍委一局局長。上任之初，他首先抓司令部建設，建立了正規化的司令部工作秩序。1945年參與起草了朱德在七大的軍事工作報告。同年8月，任中央軍委作戰部副部長。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央派伍修權赴東北工作，歷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東北軍區司令部參謀長、東北民主聯軍第二參謀長等職。1946年6月，任軍調處執行部長春分部我方負責人，同國民黨及美方代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有力地配合了黨的軍事、政治斗爭。他還擔任東北軍區軍政學校校長，參與籌建了我軍第一所航空學校和第一所海軍學校，為空軍、海軍的創建作出了重要貢獻。在1949年毛澤東訪蘇時，他負責了途經東北時的保衛工作，這也是他在東北軍區參謀長任上最后一項任務。

　　脫下軍裝，馳騁外交戰線

　　1950年，伍修權受周恩來急召回到北京，隨后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隨周恩來赴莫斯科參加新中國首次重大外交活動，直接參與了一批俄文資料的翻譯和分析，籌備并親歷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在毛澤東訪蘇回國之后，與代表團其他成員一起與蘇方進行若干單項協定和具體協議的會談與簽約工作，奠定了中蘇合作的基礎。同年11月，他作為大使銜特派代表，率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安理會，這是新中國第一次出席聯合國相關會議。在會議發言中，伍修權駁斥了“臺灣地位未定”“中立化”以及“托管”等謬論，并在發言指出：“說是由于對日和約尚未訂立，臺灣的地位不能決定，應該由聯合國審議的一切說法是同歷史開玩笑，同現實開玩笑，同人類的常識開玩笑，同國際協定開玩笑，同聯合國憲章開玩笑，是杜魯門總統同杜魯門總統自己開玩笑的荒謬絕倫的不值一駁的笑話。”這次發言氣勢恢宏，好像要把中國人民百年來飽受帝國主義欺凌的滿腔怒火噴發出來。

　　1950年12月，伍修權被任命為外交部副部長，之后負責中國政府正式接收旅順、大連回歸的具體組織與實施工作以及蘇聯援華專家的統一管理。1955年中國與南斯拉夫建交，考慮到南斯拉夫狀況的復雜性，需要派一位政治地位高且經驗豐富的人擔任大使。伍修權認為自己從事外交已有四五年，很少出去，應該到外面去積累外交工作的實踐經驗，而且由于南斯拉夫情況復雜，正好可以鍛煉自己。于是，他便接受了周恩來的建議去南斯拉夫赴任。擔任大使期間，伍修權對南斯拉夫各方面進行了客觀、全面的考察，實事求是的分析，不但確立了使館大力推進與南斯拉夫發展正常關系的認識基礎，也為國內正確看待南斯拉夫、制定對南斯拉夫方針提供了客觀依據。1958年，伍修權任中聯部副部長，從事與兄弟黨的政黨外交活動。在中蘇關系惡化的背景下，出席兄弟黨會議經常受到蘇聯帶頭挑起的批評，伍修權率領的代表團進行了有理、有力、有節的斗爭，維護了黨和國家的尊嚴。

　　1975年，伍修權重返軍隊并出任副總參謀長兼總參二部部長。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認真貫徹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指示、決議，擬制了新時期情報、外事工作方針和規劃，主持修改了軍隊外事工作的有關規定，加強了國際戰略形勢的調查和綜合研究，為黨中央、中央軍委若干重大決策提供了依據。1997年11月9日，伍修權在北京逝世。

　　（來源：2023年2月27日《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