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站在統一戰線前衛地位

　　姚靜芳

　　董必武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他的一生，同中國波瀾壯闊的革命斗爭史緊密相連，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杰出貢獻。董必武非常重視統一戰線工作，并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形成了一些獨創性的思想成果和工作方法，進一步豐富了黨的統一戰線思想寶庫。

　　堅定做好統一戰線工作

　　董必武一生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統一戰線思想，同時，他對怎樣做好統戰工作也有著獨特的見解。

　　董必武認為做好統戰工作，首要問題是必須認清我黨的統戰對象，即“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他形象地將黨在革命時期的統一戰線闡釋為“四個朋友和三個敵人”。“農民是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以愛國學生和小商人為主要代表的小資產階級亦為革命的有力分子，但缺乏堅韌性；以中等商人為主要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具有革命和妥協的兩面性，是工人階級爭取團結的對象；只有以勾結帝國主義的封建軍閥為主要代表的大買辦地主階級才是革命的主要敵人。”他始終堅持，要將革命進行到底，單靠一個階級的力量是不夠的，“應該而且必須采取各種方式，爭取一切可能爭取到的人士歸向革命，以孤立反革命勢力”。

　　其次，在長期艱險復雜的革命實踐中，董必武總結出要實現、堅持和發展黨的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一定不能丟了領導權，必須要保持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他在湖北開展革命工作期間，始終堅持不能放棄自己力量的觀點，注重把領導權掌握在中共手中，秘密籌建了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員會并改組了中共鄂豫皖、湘鄂贛兩地省委，調整補充了中共領導的紅軍游擊隊，發動了大批農民、學生等投身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再次，董必武也非常贊成和支持毛澤東的主張，認為堅持革命非武裝不可，建立和發展工農武裝是做好統一戰線工作的保證。在《我們目前的兩個大斗爭》這篇著名的斗爭檄文中，他指出：“革命要黨員武裝化、民眾武裝化。我們知道，凡是革命，非武裝不可。”1926年，他在漢口建立黨的秘密聯絡點，為各地工農武裝收藏并轉運槍支彈藥，指導湖北等地的農民建立農民自衛團。在大革命慘遭失敗的危機時刻，他親自部署革命同志撤退，鼓勵同志們轉入隱蔽斗爭，堅持“武裝斗爭”，為鞏固革命統一戰線保存積蓄了實力。

　　開展統戰工作的法寶

　　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和建設成功的三大法寶之一。董必武開展統戰工作，也有“三大法寶”，即辦報紙、辦學校和不斷學習。

　　1919年8月，董必武離開上海回到武漢后，本打算籌謀辦報，后因資金問題擱淺，轉向倡辦學校。他選中了湖北省教育會西北角的一處房子，添置教具，聘請劉覺民任校長，創辦私立武漢中學。武漢中學一直辦到1928年因桂系軍閥霸占湖北而暫時中止，其間吸引了大批工農子弟和進步青年來求學，培養了大批革命人才。抗戰期間，武漢中學的師生參加革命活動非常踴躍，有效推動了革命統一戰線的建立。董必武還領導推動了啟明工讀學校和時中小學等的建立，推行新式教育。1926年，董必武主持籌建了湘鄂贛農民運動講習所，后擴大為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董必武親自任教，向農民運動干部宣講統一戰線理論。1926年底，董必武籌辦湖北中小學教師黨義研究所，剖析當時革命形勢、闡釋統一戰線之必要性。董必武還擔任過中央紅軍學校政治委員、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校長、中共中央黨校校長等職，他將統一戰線政策作為必修課向學員宣講，幫助大家廓清誤區、提高認識。

　　董必武一貫重視發揮報刊在宣傳黨的政策、發動組織群眾方面的巨大作用，先后籌辦《楚光日報》、《漢口民國日報》、《群眾》周刊等，積極宣傳黨的統戰政策，揭露批判國民黨右派破壞統一戰線、破壞革命的陰謀活動，鞏固統一戰線的政治和思想基礎。1938年，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董必武利用各種社會關系和中共地下組織，推動創辦了《新華日報》，他親自為《新華日報》創刊題詞：“擁護抗戰到底，為實現民族獨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國而斗爭。”《新華日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很多中共的重要決議和宣言都在上面刊登，在鞏固和壯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民主人士、爭取抗戰勝利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持之以恒地學習為董必武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精神養分，他練就如椽巨筆，得以在和敵人的“文事武備”中應對自如，節節勝利。1941年皖南事變后，為繼續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董必武將毛澤東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實行的“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方針，具體總結為“勤業、勤學、勤交友”三原則。平時，他手不釋卷，反復研讀馬列、毛澤東等的著作，做筆記，組織討論，并撰寫了《宗派主義在對黨外關系上的排他性》《我國抗戰四周年之民主政治》《聯合起來撲滅法西斯》等大量文章。

　　始終戰斗在統一戰線前沿陣地

　　多年的革命斗爭經驗教訓使董必武深切感受到：要戰勝敵人，工人階級不能孤軍奮戰，必須組織廣大的同盟軍。在湖北開展革命工作時，董必武就非常注重把各條戰線的人民團體和群眾組織聯合到反帝反軍閥的戰線上來。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董必武冒著被捕的危險，堅持留在武漢開展秘密工作，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赴蘇聯學習。在蘇聯的三年時間，董必武系統學習了馬克思、列寧的著作，為以后的革命工作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1932年，董必武回國來到中央蘇區，擔任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校長、中共中央黨務委員會書記、最高法院院長等職。1934年10月，他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他始終堅定不移地擁護毛澤東的領導，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抗戰期間，董必武受黨中央委派在湖北負責開展工作。他組織發動了“武漢反帝國主義運動大同盟”，并被推舉為臨時主席。他創辦革命刊物、發動工農群眾，進一步鞏固了愛國統一戰線。

　　“七七事變”后，董必武往返于武漢、南京、長沙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方面利用合法身份公開開展統戰工作，宣傳黨的統戰政策；另一方面，秘密籌建恢復被破壞的中共組織，增強革命武裝力量。抗戰勝利前夕，董必武代表解放區參加了聯合國制憲會議，多方接觸海外同胞，爭取國際支持。抗戰勝利后，董必武作為中共代表參加了政治協商會議，為制止內戰、爭取和平進行了艱巨復雜的斗爭。

　　1944年，《新華日報》刊登了由周恩來起草的中共中央給董必武的賀壽電，對董必武的革命功績給予高度評價：“現在，你正代表著黨站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衛地位，高舉著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不屈不撓地奮斗著。”

　　董必武一生“樸、誠、勇、毅”，為革命建設和黨的統一戰線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他英勇拼搏的革命經歷、正確精辟的思想理論、執著堅毅的崇高品格，是值得我們永遠紀念的寶貴精神財富。

　　來源：《群眾（2020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