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李先念主政湖北——配合主力作戰與剿匪反霸斗爭

　　一九四九年，是中國歷史上天翻地覆、滄桑巨變的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領導這場革命取得勝利的中國共產黨，從此成為在全國范圍內的執政黨。作為開國元勛之一的李先念，奉命主持湖北省黨、政、軍全面工作。他根據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精神，領導全省人民奮力摧毀舊社會的反動統治基礎，開始建設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湖北。這位“不下馬的將軍”，在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征戰二十多年之后，又滿懷壯志豪情踏上建設人民新中國的偉大征程。

　　武漢解放后，人民解放軍第四、第二野戰軍繼續揮師南下與西進，對盤踞中南、西南的國民黨軍展開戰略追擊。

　　當時，國民黨軍宋希濂集團六個軍部署在巴東至岳陽長江沿線，重兵置于沙市、宜昌一帶。一九四九年七月初，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第十三兵團出宜昌、沙市，發起宜沙戰役。李先念命令湖北軍區獨立第一、第二師及荊州、宜昌軍分區部隊配合主力作戰。經戰十日，解放宜昌、沙市。隨后，宜昌軍分區部隊于十五日乘勝解放宜都、當陽、枝江、遠安等縣。荊州軍分區部隊對殘留境內之國民黨軍展開進攻，并爭取國民黨江陵專署專員兼保安司令周上瑤率部二千五百人起義，力保荊江大堤的安全。此役歷時二十一天，殲敵一萬五千余人，解放縣城、城市十五座。率部起義的周上瑤，經中共荊州地委的介紹，于九月二十日抵達武昌，李先念與中共武漢市委書記張平化接見了他。而后受第四野戰軍第十二兵團安排，周上瑤去湘西對宋希濂和國民黨湖北省主席兼湖北綏靖總司令朱鼎卿進行勸降工作。李先念、張平化等聯名寫信給第四野戰軍第十二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湖南軍區司令員蕭勁光和中共湖南省委書記、湖南軍區政治委員黃克誠，介紹了周上瑤的情況，稱他“率部起義，保護荊江大堤，有功人民”。周深為感動，到長沙后，先后寫信給宋希濂、朱鼎卿及其他舊同事，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做爭取國民黨軍起義的工作。后朱鼎卿在四川新都、國民黨軍第二十兵團司令陳克非在成都率部起義。

　　宜沙戰役后，為確保主力側后方安全，阻擊遁逃鄂西山區的國民黨軍宋希濂殘部東進竄擾，在李先念主持下，湖北軍區成立了由張才千負責的西線指揮部，指揮獨立第一、第二師繼續沿江向西挺進，對盤踞興山、秭歸地區之國民黨軍展開進攻。八月六日解放興山，八日解放秭歸，殲敵一千六百四十余人，并將其殘部壓縮在鄂西南之巴東、五峰及恩施地區、大巴山一線。敵人曾數次企圖東犯沙市、宜昌，均被湖北軍區部隊擊潰。這都有力地配合了第二野戰軍在湘境的作戰。

　　為徹底消滅盤踞在湖北境內的國民黨軍，解放鄂西南，為人民解放軍進入川、黔、康掃清障礙，湖北軍區奉命組織鄂西南地區作戰指揮部，統一指揮第四野戰軍主力一部和湖北軍區獨立第一、第二師及恩施軍分區部隊，于十月底發起鄂西南戰役。此役歷時十八天，殲滅宋希濂所部及地方反動武裝二萬五千余人，解放長陽、五峰和恩施地區七個縣。至此，湖北全境解放，同時解放了湘西、川東之龍山、黔江、彭水等廣大地區。

　　地處中原的湖北，是人民解放軍第四、第二野戰軍南下西進的前進基地，支前任務異常艱巨，其工作的好壞，直接關系著戰略大追擊的成敗。因此，李先念與中共湖北省委精心組織全省軍民，全力支援前線。六月十一日，李先念主持召開省委會議，對支援南下人民解放軍的糧食問題進行研究。他指出：支前實際是糧食和運輸兩大問題，要告訴人民，在勝利中要“捆”一次肚子，拿出糧食供給部隊和城市工人、學生。關于糧食征收的辦法，他要求凡我之力量達到的地區，采取民主評議的辦法；我之力量達不到的地區，要趕快“搭架子”，調一批干部去幫助。七月十六日，他在湖北省財經會議上再次指出：“湖北是一個戰略樞紐，是徹底消滅敵人的前進陣地，即使大軍打到了湖南、廣東，支援前線，仍是重要任務。”他告誡說：“誰要是存在支前工作已經結束或者厭煩支前工作的思想，誰就要犯莫大的錯誤。”在中共湖北省第一次代表會議上的總結講話中，他再次強調：支援前線，支援鄰區，早日爭取全國解放，是華中局交給湖北黨的偉大任務，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和糾正干部隊伍中因勝利而產生的驕躁和麻痹思想，否則，就會遭受極大的損失，甚至失敗。

　　湖北省人民政府與湖北軍區聯合成立支前司令部，各分區亦沿平漢、粵漢鐵路和長江、漢水等交通要道，建立各級支前機構，并調遣大批干部進入新區，集中于沙市、宜昌地區，重點加強荊州地區支前工作的領導。在襄陽設立襄河支前運輸司令部，在沙市成立鄂西支前指揮部，統一領導鄂西（荊州、沙市和宜昌等）地區支援四野南下與二野西進工作。

　　第四野戰軍部隊將士進駐武漢市及市郊后，不能適應南方的蚊蟲叮咬，部隊首長希望地方能支援一批紗布給指戰員做頭罩。可當時武漢市的四大紗廠尚未搞公私合營，資本家囤積居奇，惡意抬高紗布價格。對此，李先念提出，通過做群眾工作控制住棉花，資本家購棉，一定要用紗布換取，否則不賣。這樣，一下子就解決了紗布緊缺的問題。第二野戰軍西進途經湖北，李先念親自主持湖北省委、省政府和湖北軍區機關的歡迎大會并講話，熱情迎送和慰勞二野將士。

　　為及時解決南下西進部隊的糧食供應，湖北人民按照政府規定的期限及分配的數額，踴躍繳納和運送公糧，積極支援前線。但有些惡霸地主蓄意逃避人民政府規定的負擔，寄居武漢，對應納之公糧少繳、遲繳或不繳。對此，李先念于七月二十二日同聶洪鈞、王任重聯名發布湖北省人民政府通告稱：凡應納公糧之戶，其所應納之數，統限八月十日前繳清，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繳清者，不論其現住何地，應向原籍區政府面述理由，申請延長繳納期限；不愿繳納現糧者，準繳公糧代金；離開原籍寄居武漢，且無人在家負責繳納公糧者，須派人回原籍向政府繳糧；凡富有而拖欠、逃避負擔之戶，逾期不繳者，給予處罰；頑抗不繳，屢教不改，對負擔任務置若罔聞者，不論其居住何地，原籍政府派人會同現住地政府拘傳追納外，并嚴加處理。二十八日，湖北省委根據華中局電示，決定在原供給部隊用糧數的基礎上，再調二千七百萬斤到湖南。要求襄陽除已調出之糧外，再調一千二百萬斤用汽車直送沙市，然后組織南運。沔陽（今仙桃市）、宜昌除已交十三兵團之用糧外，還要盡量抽出余糧集結宜昌、沙市、江陵三地，以供軍需。十月二十四日，李先念再次就糧食供應問題致電張才千及獨立第一、第二師并告各軍：由于人民解放軍推進迅速及運輸條件限制，部隊戰斗及進軍中糧食的接濟成為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各前進部隊必須充分注意并依靠自己組織的隨軍籌糧工作隊，進行籌糧支前等繁重任務。

　　全省黨政軍民克服種種困難，主動與過境人民解放軍聯絡，籌集糧草及組織民工和擔架隊等，表現了無比的熱情。沙市、宜昌等沿江各城鎮居民、碼頭工人，日以繼夜地為部隊裝卸彈藥、武器等軍用物資。部隊所至，不論城鎮和鄉村，普遍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騰房供物、竭誠招待與慰勞。過軍大道，到處設有茶水站，從黃陂到崇陽、蒲圻，沿途每隔三十里設有防暑急救站。各地青壯年男子踴躍參軍參戰；婦女自動組織起來，做軍鞋，進行生產互助，勸子說夫搞支前，為駐軍洗衣補衣。男出戰勤，女做村勤，到處呈現出男女老少爭先擁軍支前的繁忙景象。

　　截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湖北全省人民供應第四、第二野戰軍部隊和民工、船工糧食近二億斤，柴草二億四千萬斤。動員近百萬民工隨軍運送糧食、彈藥和抬擔架，近五千只民船為人民解放軍運輸人員和物資。動員修復公路二千六百五十公里，架設大小橋梁三百余座、擺渡和浮橋近百座，保證了人民解放軍南下西進作戰的順利展開。

　　人民解放軍主力南下西進后，國民黨軍潰逃時留下的殘部和預伏的大批武裝特務，同土匪、民團及土豪劣紳相勾結，分別以大別山、大幕山和幕阜山為中心，依仗山險、湖沼和地區結合部，猖狂從事暴亂、爆炸、暗殺活動，焚燒公糧、公鹽，破壞鐵路、公路，一些地區一度出現匪占農村的嚴峻局面，新生的人民政權受到嚴重威脅。李先念等清醒地認識到，徹底摧毀匪霸統治，堅決鏟除國民黨的社會根基，成為最迫切的任務。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五日，李先念主持召開中共湖北軍區第一次代表會議，對全省剿匪作出部署：除獨立第一、第二師在鄂西繼續配合野戰軍作戰外；獨立第三師及黃岡軍分區部隊進人鄂東大別山地區剿匪；獨立第四師及大冶軍分區部隊進入鄂南地區剿匪；沔陽、荊州、孝感等軍分區及宜昌、襄陽軍分區的東部地區，重點清剿轄區內的股匪、散匪，配合地方政府開展工作。八月十四日，他又在中共湖北省第一次代表會議上，闡述了“剿匪反霸是當前的中心任務”。他指出：“最近三個月來，湖北軍民配合大軍南下，共殲敵兩萬余人，已取得相當的成績。但現在恩施尚未解放，襄陽分區西部、黃岡分區北部、大冶及宜昌分區南部仍有大批股匪存在，散匪和潛匪更是大量普遍存在。”“特別應引起注意的是，敵人正在狡猾而陰險地采用集中協同分散、合法掩護非法、公開配合秘密等斗爭方式，分散潛伏，打入我內部進行破壞。他們在群眾中制造謠言，利用反動會道門煽惑群眾，積極破壞革命秩序及各種工作，隨時準備乘機再起。”“因此，剿匪反霸已成為全省當前最重要的任務。任何麻痹大意、輕視敵人的思想都是錯誤的，任何放松剿匪反霸的做法都是有害的。”他明確提出，“剿匪應是軍事清剿、政治攻勢、發動群眾三者結合進行。根據目前土匪、特務、惡霸三結合的特點，剿匪絕不應是單純的軍事行動，必須和政治工作及動員群眾密切配合，始能收效。”他強調，只有將群眾最廣泛地動員起來，形成大規模的群眾性的剿匪反霸運動，完全解除封建勢力的武裝，“湖北的農村才能得到解放，封建勢力才能打倒，直接發展城市的條件才能具備”。

　　李先念根據不同地區不同階段匪情的變化，對剿匪工作提出不同要求，指揮部隊采取靈活的作戰方式，開展剿匪斗爭。

　　第一階段，以剿滅股匪為主。李先念提出：“對為數眾多的股匪，應以集中對集中，即集中優勢兵力進行猛擊窮追，殲滅其大部或全部。”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間，湖北軍區獨立第四師及大冶軍分區部隊奉命進駐鄂南，分為東、西兩個剿匪集團，分路進剿鄂城、大冶、通山、通城、崇陽、咸寧地區的股匪。八月初，經華中軍區與鄂、豫、皖三省協調，湖北軍區奉命組成鄂豫皖邊區剿匪指揮部，王樹聲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何柱成任副政治委員，統一指揮鄂、豫、皖三省參加大別山剿匪的部隊，從南線、東線、北線展開對大別山地區股匪的進剿。六日，李先念、王樹聲主持召開鄂豫皖邊區剿匪會議，對大別山地區剿匪作出具體部署。李先念在報告中，要求各剿匪部隊發揚紅軍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三省軍民協同作戰的光榮傳統，求得思想上、組織上和行動上的統一，將匪徹底消滅。會后，南線部隊以湖北軍區獨立第三師及黃岡軍分區部隊組成，進剿羅田以北、金寨以南及應山部分地區的股匪。東線部隊以第三野戰軍第二十四軍第七十一師、皖北軍區警備第一、第二旅及地方武裝組成，由陸安、白塔畈等方向進擊金寨匪巢。北線部隊以第四野戰軍第四十二軍第一二六師（欠一個團）及固始、新縣、麻城地方武裝組成，圍殲商城以南、麻城以北、固始以南、霍邱以西等地區的股匪。湖北其他軍分區部隊，也對轄區內的股匪進行了重點進剿。

　　從鄂南大幕山到鄂東大別山，到處成為剿滅股匪的戰場。各剿匪部隊在地方武裝和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援與密切配合下，不顧山高林密、酷暑嚴寒，頂風冒雨，跋山涉水，常以山澗溪水解渴、野菜充饑，克服艱難險阻，采取分進合擊、多路合圍的戰術對股匪窮追猛打，進行重點進剿和分散駐剿，迫使股匪或疲于奔命，東躲西藏；或走投無路，被迫投降。南線部隊經反復搜剿，全殲匪“鄂豫皖邊區人民自衛軍”第十一支隊，擊斃其司令陳新民，俘副司令彭楚才、參謀長葉藩，另殲第三支隊、第五支隊各一部。東線部隊先后捕俘“鄂豫皖邊區自衛軍”總司令王憲、第一副司令兼參謀長樊迅、第二副司令兼立煌挺進支隊司令袁成英等大批匪首。北線部隊先后捕俘“豫鄂皖邊人民自衛軍”總司令張繼武，及所屬第一支隊司令馬春波、潢（川）光（山）新（縣）商（城）四縣“聯防”指揮陳贊民、“皖北綏靖”副總指揮白云亭等。對各線剿匪部隊取得的戰績，李先念、王樹聲等及時通令嘉獎，使各剿匪部隊的士氣更加高漲。

　　隨著剿匪大規模的展開，少數股匪潛竄于省、縣臨境邊界。李先念、王樹聲等適時分析了匪情的這一變化，于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二日對邊沿區的剿匪作出部署，并強調指出：“組織對邊沿區之會剿，徹底肅清殘匪即成為剿匪工作的重點。”①會剿的方針是：鞏固中心區，面向邊沿區，把邊沿區變成中心區。依據邊沿區與中心區的具體情況，組織統一的剿匪工作委員會和指揮部，負責指揮在該地區部隊的剿匪。時任湖北軍區參謀長、西線指揮部負責人的張才千回憶道：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二日，我們草擬了《關于組織邊沿地區剿匪的指示》，呈送先念同志后，他經過考慮，于四月二十六日親筆復信給王樹聲、張廣才和我說：“所決定邊沿區會剿計劃甚好。”并作了幾條指示：一是“力求貫徹，限期肅清”，對清剿的地方，不能流于形式，不能只有計劃，而無實干；二是要加強領導，如發現一境兵力不夠，就責成該分區主動增兵，必要時爭取由省軍區派出部隊加強之，以保證兵力充足，會剿成功；三是加強同兄弟省的聯絡，要求他們配合我們的進剿計劃，聯合進剿。

　　湖北軍區在邊沿區組成八個剿匪工作委員會、三十四個會剿指揮部（所）、二十個聯防區，展開對省、縣邊沿區股匪的聯合會剿。鄂西地區與湘、黔、川、陜諸省交界，多崇山峻嶺，地形復雜，而鄰近省份的土匪亦不時竄擾，大股土匪仍然猖獗。剿匪部隊積極展開對各路股匪的進剿。五月初，在恩施九道梁地區駐剿的湖北軍區獨立第一師一部，在川東巫山縣部隊和巴東縣大隊的配合下，將竄擾川鄂邊境的匪“川鄂人民自衛軍”擊潰，迫使其總司令宋大香及參謀長吳順旺、縱隊司令宋彩凡、李殿成等投降。繼之，獨立第一師一部又向興山、巴東等地搜剿，迫使匪“江北游擊隊”司令譚英甫、大隊長賈澈貴投降。

　　十月中下旬，李先念、王樹聲等遵照中南軍區、第四野戰軍司令部指示，同西南軍區剿匪部隊就湘鄂會剿問題進行了協調與部署，指揮恩施軍分區部隊協同川東、湘西友鄰部隊，全殲了湖北境內最后一支股匪武裝“川湘鄂人民反共救國軍”，總司令聶波平、副總司令向陽投降，副總司令楊樹臣被擊斃，其他頭目被俘。至此，湖北境內股匪基本肅清。

　　第二階段，以清剿散潛匪特為主。到一九五〇年秋，湖北境內股匪雖已基本肅清，但那些散潛匪特卻由公開活動轉入隱蔽活動。當時，全省共有散潛匪特三千余人，一些邊沿地區間或有小股土匪出沒，且多系漏網的骨干分子，極為反動狡猾。他們肆意制造暴亂，無所不為。李先念早在中共湖北省第一次代表會議上部署剿匪工作時就提出：“當股匪已被擊散或已潛伏，則應以分散對分散，有重點地進行清剿”，“捕盡匪首，挖盡匪根，繳盡匪槍”。九月十二日，湖北省委、軍區就加強清匪肅特工作作出決定，要求各部隊根據匪情變化，從公開斗爭轉入隱蔽斗爭，從軍事斗爭轉為政治斗爭，加強工作隊化，發動與組織群眾，全力清剿散潛匪特。十二月十五日，李先念又電示各地委：“現在匪特在我省巳完全隱蔽，利用會門、宗族等組織地下軍，進行殘酷的破壞。我們的對策，應該是結合公安以隱蔽對隱蔽，以技術對技術來肅清匪特，大軍擁擠進剿是得不償失的。”據此，各剿匪部隊普遍實行工作隊化，組成精干的戰斗分隊或戰斗小組，采取以分散對分散、以隱蔽對隱蔽的戰術，對散潛匪特展開清剿。在散潛匪特活動的地區，清匪工作隊深入發動群眾，軍民同心協力，反復搜山、搜溝、搜石洞、搜森林，造成其生存與活動條件的困難，迫其離開老巢，然后將其捕捉或迫其投降。十一、十二兩個月，全區共清剿散潛匪特二千六百余人。

　　一九五一年四月三十日，李先念、王樹聲作出組織專職清匪便衣工作隊的決定，要求軍區部隊全力清剿散潛匪特。湖北軍區即時組織八百余人的專職清匪便衣工作隊，除清剿轄區內的散潛匪首匪眾外，還北到哈爾濱、山西、陜西、河南，南到中越邊境之睦南關、湖南、江西，東到安徽、上海、浙江，西到成都、重慶，密切與當地公安機關、民兵相配合，捕獲匪首達二百五十余人。

　　為盡快肅清省、縣交界等邊沿區的散潛匪特，李先念、王樹聲于五月七日聯名發出命令，在隨（縣）北、大洪山、咸寧、武昌、黃岡、大冶、孝感及毗鄰省、縣地區組織聯合清匪指揮部，加強聯防清剿。各聯合清匪指揮部集中力量，有重點地對竄入省縣交界地區的散潛匪特進行清剿，先后捕獲一批匪首，消除了上述邊沿區的匪患。

　　流竄于廣大山區和省、縣邊沿地帶的散潛匪特，沒有固定盤踞點，給剿匪帶來很大困難。因此，李先念指出：“動員群眾是剿匪的基本環節。不把群眾動員起來，土匪是不能徹底肅清的。”他要求各地“不僅要在宣傳上，而且應該主要在實際行動上，表示剿匪的決心。要耐心地接近群眾，動員群眾，提高其覺悟和勇氣，并從解決其當前困難入手，使其了解剿匪與自身的利害關系。要進行艱苦的動員工作，形成大規模的群眾性的剿匪運動，以達到徹底肅清土匪之目的”。各剿匪部隊在軍事打擊的同時，輔之于強大的政治攻勢，深入湖區小垸和偏遠山村，宣傳群眾，組織群眾，以達孤立匪首、瓦解匪眾之目的。各剿匪工作隊和戰斗小組，或召開群眾大會和農民、知識分子以及土匪家屬等各種座談會，廣泛宣傳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形勢和“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的政策，對怙惡不悛的匪首、慣匪，嚴懲不貸，對脅從和來歸者予以自新之路；或發動群眾密報、檢舉，或利用可靠農會會員化裝潛入土匪內部分化瓦解，或利用降俘，經教育后打入土匪內部勸降，或利用匪特家屬與其他社會關系進行勸降，或在土匪活動地區散發勸降傳單、書寫勸降標語，使多股土匪在政策感召下放下武器，棄暗投明。恩施地區剿匪部隊正確執行招剿兼施的方針，發揮政策的感召力，使國民黨宜昌專署專員魯堅及綏一師師長傅錫章迷途知返，率部投誠。

　　凌厲的軍事打擊，強大的政治攻勢，以及廣泛的群眾斗爭相配合，使得殘余匪眾土崩瓦解，剿匪斗爭取得巨大勝利。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全省共消滅土匪六萬四千余人，捕獲“西北游擊司令部地下軍第三司令”田西垣等支隊長以上匪首二百七十余人、國民黨特務二千零五十余人，平息暴亂一百五十三起。從而肅清了匪患，維持了社會治安，保證了新生人民政權的鞏固與發展。

　　李先念在領導剿匪的同時，還領導全省人民開展反霸斗爭。隨著成股武裝匪特被消滅，農村中的地主階級當權派和橫行鄉里的惡霸分子便成為散潛匪特的藏匿者。只要有機可乘，他們就煽惑暴亂，反抗政府，危害人民。因此，惡霸地主不打倒，匪特即無法清除。打倒惡霸地主，不僅是當前群眾的需要，也是今后一切社會改革的要求。

　　如何正確貫徹剿匪反霸、發動群眾的方針，李先念認為“要‘看菜吃飯’，‘量體裁衣’。必須根據具體情況、階級力量對比、群眾覺悟和干部條件來制定計劃。既不能機械照搬經驗，又不能死板固守教條，而是要有分別有步驟地去完成剿匪反霸、發動群眾這一當前帶戰略性的任務。”他依據不同地區且進展不一的情況，提出不同要求。全省以剿匪為重點，但在有些地區，股匪已被打垮，或只有散匪零星活動，就應適時轉人以反霸為重點，發動群眾，斗爭惡霸地主，以鏟除匪根。

　　反霸斗爭展開后，李先念與湖北省委十分重視政策指導，明確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堅定地依靠貧雇農，鞏固地聯合中農，爭取一切可能中立的階層中立，集中力量打擊地主階級當權派。李先念一再強調，在反霸斗爭中，必須嚴格執行政策，堅決反對“寬大無邊”和怕發動群眾“搞亂了”的右的傾向，同時反對脫離群眾、強迫命令、盲目亂斗的“左”的傾向。他說：“在農村徹底消滅封建勢力，是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的一個偉大的戰略任務。完成這個戰略任務，至少需經兩個戰役，一是剿匪反霸，二是實行土改。今天主客觀條件決定了我們對封建勢力要各個擊破，不能操之過急，畢其功于一役。”

　　關于反霸中的具體政策界限，他提出：第一，對惡霸，不僅政治上要清算，經濟上也必須清算。對惡霸財產的清算，要根據其罪惡大小和群眾的合理要求來處理，不規定一律沒收。即使沒收，也不能采取掃地出門和逼挖底財的辦法。第二，對惡霸地主兼營工商業者，只清算其土地部分，其工商業部分一般不動。如果罪惡過大，應向政府提出，由政府沒收，不得分散。第三，鞏固地團結中農的政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準動搖，即使有些人過去有些劣跡，也應采取批評教育的方式，不準侵犯其財產。第四，必須嚴禁亂打亂殺。對應懲辦者要通過人民法庭審判處理。因為要逐步消滅的是地主階級及封建剝削制度，而不是消滅他們的肉體。

　　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的負責同志及各機關、部門也紛紛深人農村，先通過召開農民協會或農民代表會，宣傳反霸政策，深入發動群眾，了解群眾的各種疾苦以及他們的思想顧慮，并從幫助解決當前急需解決的問題入手，求得感情上的溝通；進而召開訴苦會、農代會，辦積極分子訓練班，提高群眾的階級覺悟，激發他們反霸的熱情，使反霸斗爭健康發展。

　　對于反霸斗爭中出現的偏差，李先念及時加以糾正。云夢縣武洛寺區在反霸斗爭中，因少數干部中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脫離群眾，致使惡霸操縱農會，逼死中農。《湖北農民報》披露這一嚴重事件后，李先念立即派省司法廳副廳長沈德純帶檢查組前往調查。湖北省委依據調查結果，對武洛寺區負有主要責任的干部進行了嚴肅處理，并責成司法機關對操縱農會的惡霸分子依法進行了懲處。李先念還致信各地委，要求各地、縣利用總結工作的機會，切實糾正侵犯中農利益、農會不純等問題，使農會真正成為農民的農會，干部真正成為人民的干部，老實樸素地為人民辦事。

　　李先念在領導湖北軍區部隊配合野戰軍主力作戰和剿匪反霸的過程中，還與軍區黨委一起著力抓了軍區部隊的精簡整編和民兵建設。從一九五〇年三月到一九五一年十月，對全區部隊進行了三次整編。一九五〇年三月至四月，進行了第一次整編，主要是緊縮機關、精干部隊。十二月進行了第二次整編，主要是裁減非戰斗人員和妥善安置老弱病殘者。一九五一年十月，進行了以實行統一編制、減少機構層次、加強人民武裝建設為主要內容的第三次整編。整編后，湖北軍區下轄黃石市人民武裝部和黃岡、孝感、荊州、宜昌、襄陽、恩施等六個軍分區，六個基干團和兩個營，以及各區、縣人民武裝部，總兵力達四萬人。民兵隊伍也在斗爭中逐步發展與壯大，到一九五三年底，全省民兵達一百九十二萬八千人。與此同時，李先念等領導軍區部隊進行了政治、軍事整訓和文化教育，進一步加強部隊的全面建設，提高部隊的戰斗力，保證了配合主力作戰與剿匪反霸等任務的圓滿完成。

　　湖北省剿匪反霸斗爭的勝利，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殘余勢力和農村封建勢力，提高了湖北城鄉人民的思想覺悟和組織程度，初步穩定了全省農村社會秩序，為其后土地改革運動的順利展開鋪平了道路。

　　來源：《李先念傳1949--1992（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