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東生平自述

一

　　1900年6月17日（農歷5月21日），我生于湖北省黃陂縣（現為大悟縣）徐家橋村。原名徐元清。祖上六代，是燒陶器（農村用的瓦缸和盆罐）的手工業工人。父親是窯工，母親是家庭婦女，生我兄弟姐妹共十人，兄弟間排行我是老六。在我記事的時候，全家二十多口人，只有棉花地一塊（約半畝），房屋六間。父輩兄長，全靠做窯工為生。我九歲時，在我執意的要求下，才送我進了附近的私塾。當時念書的，多是富家子弟。我家里貧窮，穿的最破，連買紙筆的錢也拿不出來，從老師到同學，都常常譏笑我。富家的孩子嫌我身上臟，不讓我同他們一桌，老師給我起了學號，可是他們總叫我“臭豆腐”。含淚吞聲，讀了三年半書，一天因受氣不過，打了地主家的孩子，闖下了禍。地主家的孩子要我退學，老師是靠地主家吃飯的，就立刻逼我退學。我回到家，父輩們說：泥巴人的命，就是出勞力，吃粗飯，我們沒福分讀書，還是做窯工吧。當即送我進窯廠，做學徒小工。這年我才十三歲。

　　學徒一年多，還沒出師。時值荒年，生活更困難，家里人鬧分家。兄嫂們見我年小力薄，都不肯要我。他們說靠燒窯做工養不活自己的老婆孩子，要我自找生路。父親年邁，喪失了勞動力，母親四十六歲生我后雙目失明，他們雖然生有十個子女，到了晚年落得無所依靠。我從小個性倔強，膽子也大，一賭氣，從家里跑到了沔陽沙湖，替人家攬工放鴨子。

　　在湖北這地方，有放牛娃、放羊娃，還有許許多多放鴨娃。他們隨同大人，擔著鴨篷，攆著鴨群，在野地、湖泊里放牧。工資低微，只能混飽肚皮。就是這種生活，我度過了一年半。覺得自己又長了一歲，可以做一名正式的窯工了，這才又返回家鄉，重新進入窯場。

　　燒陶器為生的手工業工人，多半是打伙做工，自燒自賣。我回到窯場以后，除了在場里勞作，有時也挑著陶器串鄉去賣。年景好些，可以混個飽飯吃；年景不好，象討飯一樣。有一年冬天，我穿著破單褲，叫賣了好幾個村，沒賣一個小盆，凍餓倒在一家農民門前，再走不動了。幸得一家農婦給了一碗熱粥，才活過來。就是這種窮窯工的生活，整整度了九年。前前后后，我在窯廠做了十一年工。由于自己手藝熟練，勞作勤儉，后來成了家，和一個農村姑娘（母親抱來的童養媳）結了婚。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后，城市的工人革命運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我們雖然也算是工人階級，但僻居山村，不了解這些。我對黨派和政治更是一點不懂。從自己飽受的痛苦中，有一種革命的要求，不滿舊社會，希望改變那種人剝削人的制度，但這只是朦朧的，自發的革命思想。1925年以后，鄂東北地區，開始有了共產黨的活動，但影響較小，我們聽到從武昌讀書的人回來講到俄國的十月革命，只當新鮮聽聽。我開始接觸共產黨員，是1925年初。那時我的一個同學吝積堂從武昌回來（他是1924年加入共產黨的，在武昌教小學），他和我同過學，素知我有股闖勁，仇恨土豪劣紳。他回鄉以后，常找我談談。開始也是講俄國革命，我聽不懂，對他說：“武昌我都沒到過，你別講外國人的事了?！彼@才給講些打倒軍閥、地主的話。我說這些好懂，地主、土豪就是壞，要打倒，要連他們的兒子都打死。他說我講的“泥巴人話”。

　　在音積堂的影響下，我產生了一種找革命的思想。開始想去廣東，又覺路遠，后來兩個人商量還是去武昌。他見我有決心出走，十分高興，怕我被家人拖累，又激我說：“君子一言，說話不興后悔。”我也說：“君子一言，駟馬難追！”兩個人在趕廟會時，又具體商定，陰歷三月初八動身。因為家鄉有句話：“要得發，不離八。”可見，這次出走，腦袋里不僅迷信，而且想出外“發”一下。

　　當時，南北方軍閥，在帝國主義扶持下，實行分工合作進攻革命勢力。中國共產黨在武昌的組織，處于秘密狀態。我們步行二百四十多里，到達武昌后，兩眼漆黑，工作找不著，革命沒有門。我住在古樓大街一個小地面鋪里，心里又犯起悔來。吝積堂教書每月十六塊錢，不能靠他吃穿。我四處打聽找個事做，可是沒有熟人，工廠進不去，拉人力車路不熟?；丶野?，又怕丑，怕家里人說，你出去討飯回來了。吝積堂叫我暫時找個事，只要有飯吃，慢慢可以找到革命的差使。我聽了他的話，就擔水賣。就在賣水的崗位上，由吝積堂、李樹珍（小學教員），介紹我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這是1925年4月。

　　盡管這時對黨的認識還很差，入了黨，思想上覺得有了依靠，象在黑夜里看見了一絲光明。挑水賣每天可掙一串六百錢，我第一次交黨費，就是賣水得來的錢。賣水的職業苦死人，天不亮起身，天黑店鋪上門了才休息。一擔水一百六七十斤，碼頭上的臺階六七十層，爬上爬下，一天不停，肩膀都壓腫了。十三天以后，累得生了病。這時吝積堂托田道生（共青團員）為我找個職業。我還在病中，吝積堂、李樹珍、田道生一同來看我。他們說田道生的四叔田澤庭在湖北二師劉佐龍的部隊有朋友，可以介紹我去當兵。我想：當兵也好，革命總不能一天到黑挑水賣。

　　病好以后，我就借助田道生托的人情，在湖北二師二營六連頂替了一個叫柳金彪的名字。新兵三個月內不發餉，只管飯，我因頂的那個原是副班長，每月發八塊錢。可是，我不但撈不到這份錢，連賣水時積攢下的二塊多錢，全被一個叫陳德金的上士班長扣去抽大煙了。他看我是從鄉下來的“泥巴人”，百事不懂，就要和我拈香結拜。其實，他想的是我的錢。每月一發餉，除了交二元三角的伙食費，剩下的全被他拿了去。窮得我連交黨費的錢也沒有。頂著假名，心里就不痛快，一個銅板拿不到，這兵有什么干頭，我見著吝積堂說：“這個窮兵我不想當了。賣水還可以交黨費，現今黨費都交不出了。”吝是個有遠見的同志，對我說：“革命要動刀槍的，你就借此機會，靠上姓陳的學習軍事，沒錢交黨費，我替你交?！辈⒄f這是黨給我的任務。我對學習軍事技術也有興趣。于是下了決心，從步兵操典學起，還買了個本子，邊學邊記。陳德金是個老兵，軍事上有一套，花了我的錢，教的也特別上心。由于我操課好，全連第一，半年以后，升作下士班長，又三月提升中士班長。

　　湖北二師這個部隊，象當時所有的舊軍隊一樣，反動腐敗，軍官和士兵吃喝嫖賭抽大煙成風。我是個窮苦人出身，又是共產黨員，對這種環境很不習慣。過了一些時候，又厭倦起來。就在這時，1926年4月，吝積堂、李樹珍準備去廣東，要我一塊去，他們說，去了，革命軍要北伐，就參加北伐；如不北伐就考黃埔軍校，或進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我就隨他們一塊離開了武昌。

　　一路上，我替他們倆挑著行李，步行了一個多月，來到韶關。正巧，遇上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十二師三十四團，吝積堂和李樹珍在這個部隊找上了熟人，認識一個連隊的師爺。這時我們才知道，革命軍北伐開始。黃埔已停考。我們會見了團部的黨代表，經過介紹，我被派在三營九連做代理排長。

　　這個連的連長是共產黨員，加我進去，全連一共有四個共產黨員。汀泗橋戰斗后，我正式升任為排長。黨在這支部隊里有合法地位，連長又是黨員，我心里十分高興。闖蕩一年多，總算找上了革命軍。在北伐中，共產黨員都是起骨干先鋒作用的。我這時已經懂了更多的革命道理，打仗、行軍特別積極。我們這支部隊于10月進至武漢，繼又經修水、武寧、德安到南昌。由南昌返武漢，后又北進至河南洛陽。我先后參加了汀泗橋、武昌等著名的戰斗。在轟轟烈烈的勝利形勢下，自己的情緒特別激昂、興奮。覺得革命有了希望，勞苦群眾有了出頭之日。從實際斗爭中，進一步鍛煉了自己的軍事指揮能力，不斷地提高著自己的軍事素養。

　　正當我們從河南回到武昌，準備東進的時候，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消息傳來以后，軍隊中的共產黨員，開始疏散。我在組長胡增欲的幫助下返回了黃陂家鄉。

　　這時黨在鄂東北地區，領導了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按虻雇梁懒蛹潯钡目谔?，響遍了四鄉。工作基礎最好的縣，當時是黃安、麻城。我的家鄉緊靠黃安縣，革命的影響也較深。自從北伐軍到武漢以后，黨在這里領導的工農革命運動，便大規模地開展起來。我回去時，好多村子都組織起了農民協會，鬧得挺熱鬧。從前和我一塊在武漢參加黨的田道生等人，也先我回到家鄉。他們知道我參加過北伐戰爭，又是共產黨員，便介紹我去黃陂共產黨縣委會。縣委的負責人，很熱情、親切地說：“來的正是時候，我們在組織農民自衛軍，正缺少軍事人才。”當時派我到河口區做農民自衛軍隊長。這是1927年6月。

　　農民自衛軍成立了，一共十三個人。沒有一支步槍，使的是刀、矛、紅纓槍?？h委發給我一支手槍，也只有十四發子彈。直到我們在夏店于堂寺消滅了地主保安團，才繳到七支步槍。雖然有兩支打不響，但農民見自衛軍有了鋼槍，斗爭情緒特別高，使這支十三人的小隊伍，很快擴大到三百多人。這時我只會領自衛軍配合群眾斗爭土豪劣紳，對部隊的組織建設、思想建設還說不上。當反動武裝打來時，自衛軍很快垮散了。七條槍還是保留著，等待時機再起。

　　兩個月以后，反動武裝退去，我又以這七條槍為骨干，把自衛軍組織起來。不久，黃安、麻城地區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暴動，我奉縣委的指示，帶著那七條槍十多個人，前往黃安參加起義。走到黃安，城已破了兩天，并成立了鄂東工農革命軍第一路軍。我帶去的七條槍，隨編入工農革命軍。不幾天，領導讓我回黃陂去組織隊伍，隊伍還沒組織起來，黃安的工農革命軍就遭受了失敗。我們那七條槍丟了五支，好多天以后，才由兩個人拖回兩支。

　　黃、麻起義失敗以后，我在黃陂會到了鄂東工農革命軍總指揮吳光浩同志。隨他一塊游擊了些時候，形勢稍有好轉，我就決心回家鄉去再組織隊伍。我回去后在地下黨的領導下，又組成了一支農民自衛軍。不久，反動派大軍來剿，黨的許多同志轉入隱蔽斗爭。他們有的教書，有的務農，我沒有可以隱蔽的職業，就跑交通做聯絡工作。這時，反革命血腥恐怖，到處逮捕、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積極分子，我因做農民自衛軍隊長出了名，家不能回，職業也沒有，處境困難極了，今天這里躲，明天那里藏，多次遇險。那時我雖然看不清革命的前程，但革命的信念沒有動搖。仗著自己懂一些軍事，膽子又大，百事不怕。從實際斗爭中，我體驗到沒有槍桿子不能生存，四處活動搞隊伍。在敵人“清剿”過去后，奔跑著找過去的農民自衛軍隊員，秘密地組織武裝?；顒臃绞?，采取夜間集結，白天解散。武器多是大刀、長矛。那時自己還不懂得要建設一支什么隊伍，革命處于低潮，隊伍總是拉不起來。自己就在這種苦悶中，度過了半年多。有時苦煩了，就吃上幾杯酒，想再轟轟烈烈搞起來，苦于沒有辦法。

　　1928年秋天，鄂東北地區的革命斗爭又開始發展，黨決定恢復夏區的工作，指派我任夏區區委書記。這是我頭一次擔負黨內的領導工作，好在這個區我熟悉，去了以后，積極開展工作，組織了秘密的農民協會，各項工作剛有起色，縣委又提出“年關暴動”的號召。因為條件不成熟，暴動搞了幾天，敵人一來，又失敗了。由于我在夏區工作名聲大，暴動失敗以后，家也被反動派抄了，親屬遭了難。無數革命同志流血犧牲，使自己開始認識到，革命不是兒戲，暴動不是鬧著玩的。革命不僅要有槍桿子，還要學會抓住槍桿子，開始認識到，打游擊是好辦法。有一次，因自己吃醉了酒，游擊隊險些受到損失，受到了領導和同志們的批評，自己也認識到吃酒會誤大事，從此下決心戒了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