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在武漢

凃天向

　　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遷漢

　　1924年國共第一次合作后，工農運動得到恢復和發展。經共產黨人提議，以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的名義，在廣州開辦中國國民黨農民運動講習所，先后由共產黨員彭湃、阮嘯仙、毛澤東等主持，培養一大批農民運動骨干。中共三大后，中央設立工農部，王荷波任部長。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定“中央之下應有職工運動、農民運動及軍事運動委員會”。據此規定，中央決定撤銷工農部，設立職工運委員會、農民運動委員會和軍事部。農民運動委員會負責人彭述之。

　　隨著北伐軍向長江流域勝利推進，全國工農運動風起云涌。為了加強對全國農運的領導，1926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由毛澤東、彭湃、阮嘯仙、易禮容、陸沉、蕭人鵠和青年團1人（賀昌）組成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毛澤東為書記，以委員1人常駐中央，另在漢口設立辦事處，就近指導湘、鄂、豫、贛、川農運工作。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央農委擬定《目前農運計劃》，提出“在目前狀況之下，農運發展應取集中的原則。全國除粵省外，應集中在湘、鄂、贛、豫四省發展，次則陜西、四川、廣西、福建、安徽、江蘇、浙江七省亦應以相當力量去做。”“各地農運須切實與國民黨左派合作，并促成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在武漢設立辦事處”，在武昌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15日，中央局通過這一計劃。11月底（或12月初），毛澤東到達武漢，在漢口建立中央農委辦事處。以此為標志，中央農委遷到武漢。

　　1927年3月，彭湃隨陳延年率領的廣東代表團離開廣州，取道湖南，于3月30日到達武漢，住在武昌都府堤41號，與毛澤東等住在一起；易禮容、賀昌于1927年3月分別由湖南和上海到達武漢，都是出席黨的五大；陸沉時任中共湖北區執委會委員兼農委書記，本人就在武漢。蕭人鵠因在河南處理紅槍會問題、阮嘯仙在廣東領導農民運動而未來武漢。至此，中央農委7名委員中，有5人到達武漢。

　　中共五大召開后，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中央農民部和農民運動委員會。192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第二次會議，決定譚平山任中央農民部部長，任旭任秘書；由譚平山、毛澤東、陸沉、周以栗、瞿秋白、蔡以忱、任旭、羅綺園、阮嘯仙等組成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譚平山任書記。8月9日，中央臨時政治局決定瞿秋白任中央農委書記；8月15日，決定由瞿秋白、毛科文、任旭等組成中央農委。瞿秋白作為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兼任中央農委書記，凸顯出中央對農民運動的高度重視。8月25日，中央臨時政治局決定鄭超麟兼任中央農委秘書，后決定余澤鴻任農委秘書。本文為了敘述方便，將中央農委、中央農民部統稱為中央農委。

　　根據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出版的《毛澤東年譜》所述，1926年12月17日，毛澤東由漢口赴長沙，1927年2月12日，由長沙回到武昌。下旬，楊開慧帶毛岸英、毛岸青和保姆陳玉英到達武昌，住在武昌都府堤41號。因此，中央農委駐地最先是在武昌都府堤41號。1927年3—4月，中央農委的許多會議是在都府堤41號召開的，一些重要文件如關于農民武裝問題決議案等文件是在都府堤41號討論擬定的。易禮容后來回憶說：“中共中央農委機關在哪里？在毛澤東的荷包里。那時哪有那么正規，委員們都分散在各省，應該是毛澤東在哪里，機關就在那里。”中央農委后遷至武昌三道街舊道尹公署辦公，再遷至武昌撫院街慈善會。

　　中共五大前后的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

　　從1926年12月初到中共五大召開，中央農委在毛澤東主持下，大力發展農會組織，建立農民武裝，推動全國特別是湘鄂贛粵豫等省的農民運動走向高潮。

　　積極支持農民對土地的要求

　　為了回答黨內外對農民問題的責難，1926年12月17日，毛澤東離開漢口前往湖南，深入到如火如荼的農運斗爭第一線進行調查研究。12月20日，毛澤東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和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聯合舉行的歡迎大會，作《工農商學聯合的問題》演說，指出“國民革命是各階級聯合革命，但有一個中心問題。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一切都要靠農民問題的解決。”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澤東實地考察了湖南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5縣的農民運動，行程700公里。考察期間，毛澤東將被關押的農會干部和積極分子全部釋放，進一步推動湖南農運的發展。2月12日，毛澤東返回武昌。2月16日，毛澤東根據在湖南考察的情況向中央寫了一份報告，提出領導農運的13點意見，第一次向黨的領導機關提出土地問題是要立即實行而不僅僅是宣傳的問題，要求中央實行新的農運路線。

　　2月中下旬，春寒料峭，毛澤東在武昌都府堤揮筆寫下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尖銳地批駁了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種種謬論，以湖南農民所做的14件大事熱情地贊頌了農民群眾打翻鄉村封建勢力的偉大功績，特別提出貧農大群眾是革命的先鋒、中堅和元勛。認為孫中山革命40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40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好得很”！闡明了農民斗爭同中國革命的密切關系，強調必須依靠廣大貧農做“革命先鋒”，團結中農和其他可以爭取的力量，把農民組織起來，建立農民協會和農民武裝，徹底摧毀地主階級的政權和武裝。《報告》提出解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中心問題，即農民問題的理論和政策。

　　3月10日至17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召開，毛澤東出席會議，聯合國民黨著名左派鄧演達等向大會提出《對農民宣言》。《宣言》指出中國的農民問題就是一個土地問題，其內容即是一個貧農問題。“貧農問題的中心問題就是一個土地問題”。強調“農民的最后要求在于土地”。如果“不使農民得到土地，農民將不能擁護革命，至于最后成功。”毛澤東關于農民運動的思想代表了當時黨在農民問題上的最高認識，也是最正確的認識。

　　4月2日，在毛澤東、鄧演達等人的努力下，武漢國民黨中央決定成立土地委員會，毛澤東、譚平山等5人被指定為委員，中共中央農委委員彭湃、易禮容等共產黨員也參加了土地委員會擴大會議。鄧演達、毛澤東、易禮容、陸沉和蘇聯顧問岳爾克被推選為起草《解決土地問題決議案》五人委員會委員。從4月初到5月6日一個多月的土地會議期間，毛澤東多次在會議上發言。他從消滅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推動革命發展的高度，闡明了土地革命的原則、步驟和方法，強調沒收土地是土地革命的中心問題，土地革命必須分兩步走，政治沒收（沒收土豪劣紳軍閥的土地）為第一步，經濟沒收（沒收一切自己不耕種而出租于他人的土地）為第二步；要依靠農民的力量實行給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結合的辦法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彭湃、易禮容、夏曦等共產黨員積極發言支持毛澤東的意見。4月19日，在第一次擴大會議上，彭湃提出“要徹底解決農民痛苦，必須解決土地問題。”夏曦說，如果土地問題不解決，“無從解決一切農民問題。現在土地問題應該馬上解決，其余財政問題，非解決土地問題亦無出路。”

　　毛澤東和中央農委的正確主張遭到國民黨右派和國民革命軍許多反動軍官的反對，黨內陳獨秀等人亦不支持。最終，土地委員會和土地會議沒有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不久，毛澤東等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中的中共黨員就土地會議召開的情況向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報告》指責資產階級的妥協與動搖，認為共產黨在土地問題上準備不足，沒有把土地問題當作“中國國民革命的全部政治生活的中心問題”。批評黨的領導機關始終從這樣一個前提出發，即“核心問題是不要破壞同國民黨的關系，如果國民黨領袖不想解決土地問題，那就不必要求他們解決”。結果，“土地委員會的會議上作了誰也沒有期待它作出的讓步。”

　　組建全國農協臨時執委會

　　1927年2月下旬，江西省農協秘書長方志敏致電中央農委書記毛澤東，內稱江西召開全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江西AB團首領段錫朋要圈定省農協委員，企圖把農協奪到他們手里，如何對付。毛澤東立即復電：須堅決反對，寧可使農協大會開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辦法。經過方志敏等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的堅決斗爭，AB團的陰謀未能得逞。大會選舉方志敏等13人為江西省農協委員。

　　1927年3月4日，在中央農委的再支持下，湖北全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等人被聘為大會名譽主席；3月16日，河南武裝農民代表大會在武昌雄楚樓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召開，河南45個縣武裝農民代表69人出席會議。毛澤東向大會做了關于湖南農民狀況的報告。

　　到1927年3月，全國有組織的農民達到600萬以上。農民運動的快速發展，迫切需要一個全國性的農運領導機構。在毛澤東、方志敏、易禮容、鄧演達等人的推動下，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于3月28日在武昌大朝街59號召開會議，討論籌備組織全國農民協會問題。3月30日下午1時，由湘鄂贛豫等省農協發起，在武昌湖北省農協召開四省農協執行委員會聯席會議。會議決定成立全國農協臨時執行委員會，推定廣東彭湃、湖南易禮容、江西方志敏、湖北陸沉、河南蕭寅谷（蕭人鵠），以及毛澤東、孫科、徐謙、鄧演達、譚延闿、唐孟瀟（唐生智）、張發奎、譚平山等13人為臨時執行委員，決定鄧演達、譚延闿、陸沉、毛澤東、譚平山為常務委員，鄧演達為宣傳部長，毛澤東為組織部長，彭湃為秘書長。中共中央農委7名委員中，有5名委員成為全國農協臨時執委會委員。4月14日，全國農協臨時執委會在報上登載啟事，聲明該會暫時行使正式執行委員會職權。廣大農民群眾把全國農協臨時執委會稱之為“全國農民的總炮臺”。

　　創辦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

　　創辦中央農講所是1926年11月中共中央農委在《目前農運計劃》中提出來的。11月下旬，毛澤東在前往武漢途中到南昌做工作，在林伯渠和李富春等共產黨人的幫助下，國民黨江西臨時政治委員會作出決議，江西選派150名學員送武昌農講所，并負擔經費1.2萬元。到達武漢后，毛澤東立即同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協商籌辦湘、鄂、贛三省農民運動講習所事宜。

　　在毛澤東和中央農委的努力下，湘鄂贛三省國民黨省黨部表示贊同。1927年1月，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提議，推舉毛澤東、周以栗、陳克文為籌備委員，并派周以栗先行赴漢，與國民黨湖北省黨部聯系。湖北省黨部推定陳蔭林、張眉宣、李漢俊3人為籌備委員。后江西省黨部亦派出龔式農、王禮錫為籌備委員，共同進行籌備工作。1927年1月16日，籌備處在武昌成立，暫時設在湖北省農協處，陳克文為籌備主任。籌備處多次召開會議，確定農講所共招收學員600名，其中湖北200名，湖南和江西各150名，其余100名分配給江蘇、河南、直隸、四川等省。經費由湘鄂贛3省黨部負擔，其中湖北1.6萬元，江西和湖南各1.2萬元。

　　2月下旬，國民黨中央常委會第七十六次會議決定，將籌備中的湘鄂贛三省農民運動講習所擴大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3月初，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批準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提出的農講所章程，推定鄧演達、毛澤東、陳克文為農講所常務委員，負責管理全所工作；根據鄧演達建議，增加學員名額200名；決定農講所先開課、后開學。《章程》規定農講所設立“三民主義”“國民黨史”“帝國主義與中國革命”“農民問題”“農民運動理論及策略”“中國農民運動及其趨勢”等28門課程及軍事訓練。

　　3月7日，鑒于江西、湖北、江蘇、河南、河北及東北三省到農講所報到的學員已有400多人，農講所常務委員會決定先期開班上課。聘請周以栗為教務主任，陳克文為訓育主任，季剛為事務主任，郭增昌為總隊長。毛澤東講授“農民問題”“農村教育”。惲代英、方志敏、彭湃、夏明翰、李達、李漢俊等知名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分別講授主要課程。

　　經過3個多月的努力，農講所培養出一批具有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實際工作能力的農民運動優秀干部。6月18日，農講所舉行畢業典禮，大多數學員被委任為農民協會特派員，深入農村開展農民運動。大革命失敗后，許多師生領導或參加農民武裝起義，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積極貢獻。

　　積極發展農民武裝

　　1927年春，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中央農委擬定出《對于武裝問題之決議案》《對于政權問題之決議案》和《關于協作社之決議草案》等決議案。其中《對于武裝問題之決議案》要求各省一致努力建設農民武裝，組織農民自衛軍；解散一切地主階級武裝團體，將其武裝交與農民自衛軍；中央及各省的軍委應充分注意農民自衛軍問題等。這三項決議案原本是提交五大討論的。1936年，毛澤東回憶說，“我要求迅速加強農民斗爭的主張，甚至沒有加以討論。因為中央委員會也在陳獨秀支配之下，拒絕把我的意見提交大會考慮。”

　　盡管陳獨秀不重視農民問題，也不重視農民武裝建設，但在中央農委和各區委的領導下，農民武裝建設特別是湘鄂粵贛豫等省的農民武裝發展較快。

　　1927年3月，根據湖南區委第一次代表大會關于“農民有武裝之權”的精神，湖南省農民協會頒布《湖南農民自衛軍組織大綱》。4月中旬，湖南省農民協會通令各縣組織農民自衛軍，并整頓原有自衛軍組織。通令下達后，各地農協紛紛奪取團防局槍支或者接管團防局武裝，建立農民自衛軍。至5月，湖南有近50個縣組織了農民自衛軍，裝備槍支的工農武裝在7000人以上。

　　廣東的農運工作開展得較早，農民武裝發展很快。據統計，1927年4月中旬至7月底，廣東共有30多個縣舉行40多次農民起義，參加起義的工農武裝超過6萬人，其中海豐、陸豐、紫金、梅縣、大埔等縣還攻占了縣城，建立了革命政權。在廣東工農武裝中，北江工農軍有1200余人，惠潮梅農工救黨軍后在湖南汝城同湘南農軍會合，成立組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二師，陳東日任師長，吳振民任副師長，武文元任參謀長，下轄3個團。

　　武漢是大革命的中心，湖北農民武裝快速發展。羅亦農報告說：到1927年五六月，湖北“武裝方面各縣農民之快槍，多者二、三百枝，少者亦有二、三十枝。全省武裝的縣份，共有槍約2000枝”。其中，鄂南地區有槍310多支；江陵有長短槍和土槍共計670多支；鄂東麻城有槍七八十支，黃安有快槍四五百支；鄂中京山縣有土槍1萬以上。

　　四川的農民武裝也有相當的發展。1927年5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第九次會議。會議指出，四川巫縣的農民武裝有3000人。

　　應該說，這一時期的農民武裝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如果有計劃地派出黃埔軍校畢業生對各地農民武裝進行訓練和整頓，運用得當，將對革命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周恩來曾建議派出150人到湖南開展農軍工作，但由于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影響，此建議未被中央接受，農民武裝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鎮壓土豪劣紳的叛亂

　　洶涌澎湃的農民運動引起土豪劣紳和國民黨右派的極端仇視，他們極力攻擊誣蔑農民運動，甚至勾結土匪殘殺農會干部和積極分子。1927年2月27日，以陽新縣商會會長朱仲炘為首的反動勢力，將湖北省農協特派員成子英、陽新縣農協執行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譚民治等9人捕去，五花大綁，澆上煤油，推進燃燒的大火中。9名同志被活活燒死。

　　陽新慘案震驚全國。毛澤東要求嚴懲兇手，指出“土豪劣紳必須以革命手段處置之，必須有適應革命環境之法庭。最好由農民直接行動，和平辦法是不能推翻土豪劣紳的。”4月，毛澤東和鄧演達等人主持處理陽新慘案委員會，協同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湖北省政務委員會、湖北省農協派出軍隊前往陽新，嚴懲殺害農會干部的罪魁禍首。

　　4月下旬，麻城土豪劣紳勾結河南紅槍會匪徒武裝暴亂，圍攻麻城縣城。5月中旬，毛澤東派出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生200人，與湖北省警備團一個營以及當地農民武裝協同作戰，很快擊潰了紅槍會叛亂，凱旋而歸。

　　中央農委政策的某些變化

　　中共五屆一中全會后，在中央對中央農委進行調整,毛澤東不再擔任中央農委書記，改由譚平山任中央農民部部長和農委書記。此時，在武漢國民政府管轄的地區相繼發生馬日事變、夏斗寅和楊森叛亂等重大事件，汪精衛集團日趨右傾，革命危機進一步加劇。由于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影響，中央和中央農委的農運政策發生一些變化，對國民黨右派采取妥協退讓政策。1927年6月，中央常務委員會和中央農民部發出《中央通告農字第五號——農運策略》。《通告》認為國民革命軍軍官是革命軍隊的核心，貧農力爭土地制度改革打擊了軍官的利益，這足以使整個革命運動發生很大的崩裂甚至于破滅。因此，《通告》規定：不能沒收軍官家屬的土地同財產；均分田地的口號現在尚不能提出，要等到革命完成之后方能實現。《通告》雖然提出要沒收大地主的田地，但又強調“應當等到本黨對于中小地主的態度完全解釋，鄉村自治政權已經開始建立，然后才能實行。”實際上等于不能沒收。

　　6月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農民部又發出《中央通告農字第七號——糾正農民無組織行動》，指出自由逮捕，罰戴高帽子，游街示眾，吃排家飯等行動，往往殃及小地主，引起軍官及小地主的反動；禁米出境，勒寫捐款，鏟除煙草，禁止釀酒等事，足以使商業停滯妨礙城市與鄉村之交通，引起中小商人之反動；反對舊禮教、拜祖教及一切迷信菩薩等束縛農民的惡俗等，雖然必要，但只能用宣傳方法而不能用鼓動方法，更不能強迫。《通告》強調，此等無組織之行動，流弊甚大，應當絕對迅速糾正。這些政策和規定阻礙了農民運動的發展。

　　中共中央改組后的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

　　制定新的農運策略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組，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委會，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組成。7月下旬，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委會作出三項重大決策：將黨所掌握和影響的部隊向南昌集中，準備發動武裝起義；組織工農運動基礎較好的湘、鄂、贛、粵四省農民發動秋收起義；召開中央緊急會議，討論和決定大革命失敗后的新方針。

　　根據中央新的路線，中央農委（農民部）制定了新的農運策略。7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農民部發出《中央通告農字第九號——目前農民運動總策略》，指出中國革命已進入一個新階段——土地革命的階段，黨的責任就是集聚一切革命勢力開展土地革命，每省農民運動要人力物力集中在政治軍事或交通重要的區域，以樹立領導全省運動的中心基礎。實行土地革命，必須奪取政權，建立農民革命政權，并以革命的武裝保障其勝利。因此在現階段中農民運動最嚴重最緊迫的問題，是各地黨部應當用種種方法使農民接受軍事訓練，獲得武裝。

　　8月初，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湘南運動大綱》，強調武裝奪取政權，實行土地革命。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毛澤東在發言中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會議通過的《最近農民斗爭的議決案》指出，共產黨現時最主要的任務是有系統的有計劃的盡可能的在廣大區域中準備農民的總暴動。顯然，新的農民運動策略就是發動農民武裝起義，建立農村革命政權，實行土地革命。

　　組織農民武裝加入葉挺、賀龍部隊

　　在汪精衛集團日趨右傾和反動，唐生智、何鍵等反動軍官密謀政變的情況下，陳獨秀等人提出把農協會員送到國民革命軍中去當兵的主張。1927年7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三十四次擴大會議上，陳獨秀就提出農民自衛軍應到國民革命軍中去當兵，要求省黨部應特別注意各軍招兵問題。毛澤東認為改成安撫軍合法存在實難辦到，因此提出兩條路，一是上山，二是投入到軍隊中去。強調“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后來中央決定部分無法立足的工會、農會會員加入到葉挺、賀龍部隊。

　　在此之前，農民武裝編入國民革命軍是有先例的。1927年廣州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后，中共廣東區委決定組織工農討逆軍，準備5月初在廣州發動起義。4月下旬，中共北江地委和廣東省農會北江辦事處決定將抵達韶關的曲江、英德、南雄、樂昌、清遠等地農軍及粵漢鐵路工軍共1200多人，在寶尋寺舉行北上誓師大會，宣布成立北江工農軍總指揮部，羅綺園任總指揮，周其鑒任副總指揮，朱云卿任參謀長，隨國民革命軍教導二師陳嘉祐部撤往湘南。5月1日，北江工農軍從廣東韶關出發，6月中旬到達武漢，被編入國民革命軍陳嘉祐第十三軍補充團，這主要是因為陳嘉祐同中共的關系不錯。1927年7月下旬，中央軍委命令北江工農軍迅速脫離十三軍撤離武漢，開赴南昌集中。鑒于同陳嘉祐關系尚好，北江工農軍決定以武漢水土不服、患病不少且思鄉心切等為由，與陳嘉祐商談，提出回廣東。陳見北江工農軍去意堅決，也不愿意同中共的關系搞得很僵，發生沖突，終于同意。北江工農軍將幾千里從廣州帶到武漢的槍彈交與十三軍，秘密撤離武漢，于29日到達九江，30日抵達南昌，參加南昌起義。一部分編入賀龍的第二十軍第三師第六團，一部分編入政治保衛處特務連，還有一部分編入運輸隊。

　　七一五反革命事變前后，中央軍委和湖北省委決定，鄂東不能立足的黨員干部和農會積極分子集中到賀龍、葉挺部，跟著賀、葉部隊東下。顯然，將一部分工農武裝編入共產黨領導的葉挺部和傾向于革命的賀龍部，這也是保存革命力量的一項重要措施，具有積極意義。湖北省委農民部和軍事部執行這個決定。“不料執行命令者竟將所有武器及一切負責同志、勇敢工農完全帶走”。后來鄂東開展武裝起義時，省委農民部又調派鄂東同志回鄉開展工作。據吳德峰回憶，鄂南地區也有許多農民武裝被編入葉挺、賀龍部隊。這部分農民武裝后來參加南昌起義，為革命作出了積極貢獻。

　　組織農民參加武裝起義

　　八七會議后，各地黨組織根據中央部署，把發動農民武裝暴動作為中心工作。中央農委和各級農委，在這個歷史重大轉折關頭，積極貫徹八七會議精神，組織農民、宣傳農民、武裝農民，發動農民參加武裝起義。

　　以湖北為例，1927年7月下旬，省委農民部決定湖北農運的策略為大舉暴動，配合武漢工人總同盟罷工，“搖動武漢反動政府的統治并準備進一步將其推翻”，并起草詳細計劃。8月初，中央將湖北全省劃分為武漢、鄂東、鄂南、鄂西、鄂北、鄂中和京漢區等7個暴動區，要求各暴動區成立黨的特別委員會，領導所轄各縣的黨務和起義工作。8月中旬，瞿秋白、李維漢、羅亦農在漢口珞珈山路12號開會，根據形勢的變化，調整起義部署，改以鄂南為中心，鄂中、鄂西積極配合，發動全省總暴動。8月20日，中共通城縣委組織農民自衛軍舉行暴動，建立工農革命政府，揭開鄂南暴動的序幕。8月下旬，省委書記羅亦農，中央農委委員兼湖北省農委主任任旭赴蒲圻，在蓮花塘召開鄂南6縣黨的負責人會議，決定在10日內舉行6縣聯合暴動，將鄂南革命斗爭推向高潮。8月30日，中共通山縣暴動委員會組織數千名農民武裝暴動，奪取縣城；31日，成立通山縣工農革命政府。鄂南建立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第一個紅色政權。

　　同時，中央指派中央農委委員陸沉和李富春組建鄂北特委，發動鄂北區武裝暴動。9月初，省委農委主任任旭還到鄂西檢查暴動準備工作情況。9月中旬，著名的當陽瓦倉暴動發生。

　　為了發動農民暴動，湖北省委派出大批黨團員赴各地開展組織宣傳工作。1927年10月，湖北省委書記羅亦農在《中共湖北省委關于湖北農民暴動經過之報告》中指出：“第一批由黨團合并挑選240個忠實勇敢的學生同志及由軍委挑選軍事工作同志24人派往各區，擔任農運下級干部的工作，第二批則派工人同志。”“省委既決定湖北運動策略后，乃派同志分赴各鄉工作。工作人員，均由省委組織部、武昌市委、省軍委、中央軍人(事)部、C.Y.省委、C.Y.武昌市委等處，介紹到農民部，再由農民部分配各區工作。”這個報告表明，中央農民部和湖北省委農民部在發動農民武裝起義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農民武裝是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一支重要力量。參加起義的農民武裝主要有：余賁民任大隊長的湖南平江工農義勇軍和湖北崇陽、通城農民自衛軍，被編入第一團；彭光、蘇先駿領導的瀏陽工農義勇軍，被編入第三團；安福、永新、蓮花等地的農民自衛軍被編入第二團。這些農民武裝后來跟著毛澤東上了井岡山。

　　來源：《武漢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