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廉潔文化”——湖北黨史故事宣講(1)

　　第一講 倡廉守節

　　劉 淳

　　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黨的性質決定了這個政治團體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任務就是要推翻壓迫人民、剝削人民、貪贓枉法、腐敗無能的反動政權。在建立政權以后，又自然會把純潔組織、建設廉潔政府，同鏟除腐敗現象聯系在一起。毛澤東曾多次這樣教育黨員:“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干的精神，才是最可尊敬的�！睆�1920年8月武漢共產主義組成立那天起，“打倒貪官污吏”，就成為湖北共產黨人的一句革命口號，而“廉潔奉公”就自然成為湖北共產黨人的自覺行動。這種自覺行動主要體現在3個方面:

　　　第一，嚴格自律。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最終目標是要實現共產主義。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指出:“我們的黨員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應該全心全意地為黨的利益和黨的發展而奮斗，并且應該把黨的、階級的成功和勝利，看作自己的成功和勝利�！眹栏褡月�，就是為了黨的宗旨和目標的實現，嚴格按黨的規矩辦事，個人利益無條件地服從黨和人民的利益。湖北的許多共產黨員都是這樣做的，特別是一些高級領導干部，更是身先表率。

　　董必武是黨內德高望重的“五老”之一，他的嚴格自律首先表現在對自己和親屬的高標準、嚴要求。1927年大革命高潮時期，董必武身居湖北黨政重要領導崗位。一次，一位叫黃存瑞的親戚聽說他在省城做了大官，就從老家黃安趕到武漢，請他給安排一個工作。董必武對他講:“你是一個很好的勞動力，適宜到農村種田，要我介紹工作，就介紹你回黃安去種田�！比珖�解放后，不少親戚找董老安排工作或索取錢財，他都十分明確地告訴這些親戚:“我們共產黨人所領導的革命，和過去的改朝換代不同”，后來，董老干脆寫了一封通函，打印出來，分別寄給家人和親友，要他們各安其業，不要存非分之想。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董老也要求很嚴。剛解放時，就對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約法三章:(一)不許向地方要東西;(二)不許以他的名義在任何部門搞特殊化活動:(三)不許接受禮物。董老對親戚和身邊的工作人員如此，對自己和子女更嚴。1965年，董老在廣州，夫人何蓮芝帶著孩子到廣州與他團聚，竟是自己掏錢買的硬席車票，1969年春，他將小兒子良翮和兒媳送到河北晉縣農村當農民。后來，晉縣的黨組織準備提拔良翮當干部，董老得知后堅決不同意，認為良翮還要在基層繼續鍛煉。徐海東大將曾被毛澤東稱為“工人階級的一面旗幟”。他參加革命后，一家幾十口人為革命犧牲，留下了一個女兒在湖北大悟縣的窮鄉村。新中國成立后，女兒來北京找到父親，要求在北京安排一個工作。徐海東當然知道自己有這個能力。他為革命南征北戰，6次負傷，全身留下17處傷痕，左腿為二級殘廢，曾被毛澤東譽為“一個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他卻居功不自傲，常常稱自己是一個普通的“公民”。這次將女兒留在北京，組織上不會說什么的。將軍卻不這么想，他想的是不能用自己的地位去搞特殊，于是就勸女兒說:“你已經是有孩子的人，又沒有文化，能在北京干什么呢?還是回去吧。”女兒聽父親的話回到家鄉務農，以后幾十年再沒有提出工作的要求。將軍因戰爭年代留下的傷病折磨，中央讓他養病。1955年解放軍授銜前，周恩來總理去看望他。他懇切地對總理說:“總理，我正有一件事向你匯報。我長期養病，為黨工作太少，聽說中央授我大將軍銜，感到有愧，我請求中央能將我的軍銜降低些�！笔阢曇院�，將軍感到不安，常常對兒子徐文伯說:“我是一個窯工，是黨培養才有今天，今天所得到的一切，都是無數先烈和戰友們用鮮血換來的，我們這些幸存者，千萬不能忘記他們。”

　　湖北干部群眾非常懷念的老省長張體學也有一個送親弟弟回鄉的故事。張省長有一個親弟弟叫張體再，與省長失散20多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兄弟倆才見面。弟弟在武漢市一個工廠里當工人，工作也干得挺好。后來，城市精簡，省長的弟弟屬于精簡政策的回鄉人員范圍。張省長把弟弟找來做思想工作。弟弟想不通，質問兄長:“廠里領導并不想下放我，你為什么一定要我下去?”“因為你是省長的弟弟�！薄笆￠L的弟弟昨了?”“吃苦的事，吃虧的事，就得帶頭�！睆埵￠L苦口婆心終于將弟弟說服。幾天后，弟弟就回鄉了。省長的弟弟就應該回鄉，因為他是一個共產黨的省長的弟弟，吃虧的事要帶頭，這就是共產黨的道理。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沒有哪一朝有過如此的“官”，只有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才能做得出來。

　　“一送紅軍下了山，秋雨綿綿秋風寒�！痹诟锩鼞馉幠甏�，湖北有多少母親送兒子、妻子送丈夫去參加了紅軍、新四軍和解放軍。湖北人民為中國革命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人民解放軍內有236位將軍來在湖北誕生的紅三軍團、紅二軍團、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紅二十八軍、新四軍第四支隊和第一支隊第一團、新四軍第五師。將軍們為革命東征西戰，成為人民的有功之臣。革命勝利了，當年的泥腿子穿上了將軍服，卻沒有改變一顆“人民公仆”的心。在這個將軍群體中，有一位被稱為“身居將軍位，不改黎民風”的上將，他就是曾任第八兵團司令員兼政委和沈陽、濟南、福州軍區副司令員的王建安。王建安經常教育子女不能有“父貴子榮”的思想，從來不準家人坐他的汽車，不準愛人和孩子以工作之便去游山玩水。兒子請當中央軍委顧問的父親將自己調回北京，父親嚴肅地說:“我沒有這個權力�！彼�的部下都知道將軍下部隊有個“三不準”:不準前呼后擁;不準層層迎送;不準在生活上有特殊照顧。王司令員到連隊事先不通知，到了吃飯時間就突然來到戰士食堂端起大碗同戰士們一起吃。像這樣的湖北籍上將還可以列出大排名字——陳再道、王宏坤、賀炳炎······將軍們以自己嚴格自律，立黨為公的壯舉為中國共產黨的黨旗增添了新的光輝。

　　著名革命烈士方志敏曾在《清貧》一文中寫到:“矜持不茍，舍己為公，卻是每一個共產黨員具備的美德”。正是共產黨員具備了這種美德，中國共產黨才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愛戴，中國的革命才能不斷取得勝利。

　　第二，不損公肥私。公款公物不能私用——這一條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并不簡單。特別是當自己的母親、妻兒去討米要飯、奄奄待斃之時，也不動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公款公物的分一毫，就更難能可貴。然而在湖北黨的歷史上，像這樣的共產黨員卻不計其數。

　　1930年3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五縱隊黨代表何長工以鄂東南地區和紅五縱隊代表的身份，到上海參加在那里召開的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全國軍事會議和湖北省的黨代表會議，隨身帶著鄂東南地區上交中央的1000多兩金條。一路上，何長工和隨行的同志巧妙偽裝，躲過敵人的搜查，將金條安全帶到上海，交給中央。收款的同志一一稱，發現金條的實際重量比應交的多了。中央有關領導找到何長工，將多余的金條交給他，建議他用這些錢去打通關系，把留在家鄉的妻兒接到上海，由組織負責安排。原來，何長工自1927年參加秋收起義上井岡山后即轉戰各地，妻子和孩子還留在國民黨控制的湖南鄉下，處境十分危險。對于黨組織和同志們的關心，何長工十分感激，但卻一口回絕，說:“公款不能私用。”僅過了半年，湖南的反動軍閥何健就親自下令殺需了何長工一家——妻子、兩個孩子其他親屬，一共幾十口人！

　　抗日戰爭時期鄂豫邊區黨委組織部長楊學誠，也有一段類似的佳話。1942年7月，時任新四軍鄂皖兵團政委的楊學波率部進軍鄂南。部隊途經楊學誠的家鄉黃陂縣木蘭山下的楊保灣，楊學誠順路去探望離別多年的老母親。隨行的一位干部的馬背上馱著兩袋銀元。楊學誠一進家門就看見年邁的母親穿著打滿補釘的棉布褂，幼小的弟妹也是衣不遮體面黃饑瘦，心一下就碎了。母親告訴兒子，當長工的父親已去世，家中全靠母親紡棉紗和弟妹們上山打柴，維持四日八餐、半瓜半菜的日子。兒子流下了辛酸的眼淚。鄉親們聽說楊學誠回來了，紛紛來瞧，有的人見楊學誠騎著馬就估計他一定做了共產黨的大官，有的人摸著銀元袋就驚叫:“他家發了!”夕陽西下時，楊學誠拉著母親的手說:“媽，我要去趕部隊了。我知道家里困難，可我這馬背上的銀元全都是軍餉，兒一塊也不能動啊!等趕走了日本鬼子，建立了新中國，那時我們家和全國窮人一樣翻身解放，就再不受窮了!”母親理解兒子，她拄著拐杖把兒子送到村頭小河旁，拉著兒子的手說:“兒啊，當共產黨就要像這河里的水一樣清白。去吧，再苦，娘經受得住，不要掛念娘�！眱鹤雍�著眼淚走了，母親的話卻長在他的耳邊回響。楊學誠直到1944年病逝，也未給母親和弟妹一點點特殊的照顧。

　　如果說黨的高級干部的這些自覺行為顯示了一種崇高的思想境界，那些黨的基層干部和黨員以血的代價維護黨的形象的生動事跡則表現了一種徹底的革命精精神。

　　張鳳林是一個基層的工委書記。1946年8月，中原突圍后在薪春、廣齊一帶活動的中原軍區獨二旅政委張體學，親手將1000塊銀元交給張鳳林保管，囑咐他必要時可以隨時處理。部隊走后，國民黨軍隊在薪春、廣齊一帶“清剿”，黨員無法就地堅持活動，只好轉移外地。張鳳林將銀元秘密地埋藏起來，帶著妻子兒女一路討飯，四處躲藏。400多個日日夜夜，張鳳林一家人風餐露宿，忍饑挨餓，不管遇到什么困難，他都沒有想到去動用一塊銀元，因為那是公款。1947年10月，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鄂東又成為解放區，張鳳林趕緊挖出銀元一塊不少地交給了黨組織。

　　戴德昌是通山縣蘇維埃政府主席。1933年3月，國民黨發動第四次“圍剿”，以29個團進攻鄂東南的紅軍。道委機關和鄂東南兵工廠、紅軍總醫院、紅軍被服廠等轉移至通山境內。身為縣蘇維埃政府主席的戴德昌為保證紅軍的供給，不僅動員群眾節約糧食，而且全家帶頭吃薯渣、咽野菜。他唯一的女兒高燒幾天幾夜，想喝一口米粥。他盡管掌管著上萬斤糧食，也沒有動用粒米，去滿足女兒這低得不能再低的要求。當縣委其他同志聽到消息趕緊送來一碗米粥時，7歲的女兒已經離開了人世，女兒的死，使戴德昌很悲傷，他卻將悲傷化為力量更加忘我地工作。他組織小分隊到國民黨控制區籌款籌物資，保證紅軍的供應，最后在一戰斗中犧牲了，一位剛滿40歲的黨的基層干部，就這樣為黨和人民的利益獻出了自己與女兒兩條生命。

　　正是這些共產黨員無私的奉獻，為黨樹起了一座清正廉潔的豐碑。

　　第三，與人民同甘共苦。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是血肉的關系。這種血肉關系是靠什么建立的呢?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廉潔奉公、廉政為民，就是共產黨人與人民同甘共苦。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什么樣的政治組織呢?毛澤東說:“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敝袊�古代也有一些“清官”，但他們只能做到為民請命，不能做到與人民同甘共苦，因為他們雖然也為民，卻仍然是高居于人民之上的“清天大老爺”。共產黨人則不但能廉政為民，而且能同人民打成一片，原因就在于共產黨人是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公仆。只有清正廉潔，才能與人民同甘共苦；只有與人民同甘共苦，才能真正做到清正廉潔。湖北老一代共產黨人已經用他們的實際行動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在60年代的湖北省直機關曾經發生這樣一件事:由于連續三年自然災害，糧食特別緊張、省直機關的干部，不管是省長、廳長、局長、處長，還是一般干部，都只能在食堂里吃豆餅飯。省內一個農場的職工聽說以后，非常感動，就想方設法弄了一批面粉送到省直機關。如何處理這批面粉?分管機關的副省長將這件事提到省長辦公會議上，省長們集體作了一個決定:將這批面粉全部送到幼兒園。孩子們吃上了雪白的饅頭，而省直機關的干部們還是吞著那難以下咽的豆餅飯，沒有一個人有一點意見，因為他們認為在這種困難時期，糧食就應該這樣處理。沒有高談闊論，也沒有大肆宣揚，連那些吃上白面的孩子們也不知道這件事。直到三年困難時期過去了，那些孩子也長大了，人們才知道曾經有一批送到干部嘴邊上的面粉又被轉送到了幼兒園。老百姓眼中的“當官的”也與大家 一樣，吃豆餅，吃野菜。群眾也不奇怪，因為共產黨的干部就應如此，否則那就不是共產黨。

　　為了幫助群眾度過難關，掌握全省的缺糧情況，省長張體學組織省直機關干部下基層搞調查，并定了3條紀律:(1)不準先給下邊打招呼，防止有的干部弄虛作假；(2)直接到食堂和群眾家里了解情況；(3)有突出問題立即報告。張省長來到下邊街上的一家餐館，買了一個又黑又硬的饅頭和一碗只有一寸長的面條，饅頭嚼不動，面條又稀又糊。省長流淚了，曾經傾家蕩產支援革命的群眾就以這樣的食物度日！他連夜給他的老首長、中央分管財經的副總理李先念打電話:“天災人禍，湖北人民在挨餓呀!我沒有做好工作，給我什么處分都沒有意見，只求中央支援我們糧食。”幾天后，中央給湖北調撥了3億斤糧食。

　　湖北的黨組織有個優良的傳統，就是干部那下基層要“三同”。所謂“三同”就是同吃——在老百姓家里搭伙，吃完還要交錢與糧票:同住——在老百姓家里;同勞動——不能當官做老爺，要參加群眾的生產勞動。實行“三同”是要求黨員、干部不忘群眾，要與群眾同甘共苦患難，與群眾交朋友，它是保證黨員、干部清正廉潔的一個重要措施。有一位在省直機關工作多年的同志回憶說:有一次下鄉，他被安排在群眾家的間雜屋住，進門就是一口黑漆大棺材，他就在這間房子里住了一年多時間。在群眾家里吃飯，有時多了一點豆腐之類的菜，還要多交一點菜金。就是這種“三同”，使群眾感到共產黨的清白如水廉潔無瑕。在他們眼里，共產黨的干部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而是他們的真正朋友。

　　“天下為公”，是孫中山先生的一句名言。但是，孫中山先生創建的中國國民黨并沒有成為一個“為公”的政黨，而是中國共產黨做到了。因為，國民黨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它不能代表廣大勞動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以致逐步腐敗墮落，蛻變成為完全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利益的反動政黨；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它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有能力克服腐敗，保持黨的純潔。一切真正的共產黨人都能夠自覺做到清正廉潔，因為他們對著鮮紅的黨旗作過莊嚴的宣誓!

　　來源：《無價的財富--湖北革命傳統十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