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廉潔文化”——湖北黨史故事宣講(2)

第二講 拒腐防變

　　劉 淳

　　毛澤東曾經教導廣大黨員和干部:“拒腐蝕，永不沾。”要保持清正廉潔，就得堅持拒腐防變。中國共產黨從自己的早年開始，就認識了這個道理，并堅持不懈地進行反腐倡廉“兩手抓”。

　　中國共產黨最早的反腐敗文件，可見于國共合作北伐革命取得勝利的1926年，中共第四屆中央執委會第三次全體擴大會議的《中央政治報告》指出:“同志中之一部分，發生貪官污吏化(即有經濟不清楚、揩油等情弊)”。不久，中央發出通告，要求“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如有此行為者，務須不容情地洗刷出黨”。此后，每當革命取得階段勝利時，中國共產黨總要對黨員進行拒腐防變的教育。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創建了農村革命根據地，黨在局部地區建立了革命政權，黨在這些根據地中成為執政黨，黨員成為各級根據地政權的負責人。為防止處于執政地位的黨員發生腐敗，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組織又制定了相應的規定和要求。湖北地區的黨組織在這方面抓得尤其嚴格和具體。

　　在湘鄂西革命根據地，中共湘鄂西省委制定了一系列規定。這些規定包括:(1)一切工作歸支部，將區、縣以上的負責人全部編入支部和小組，以普通黨員的身份參加實際支部生活。(2)建立各級黨的監察委員會，加強對黨員和干部的監察。(3)建立群眾舉報站、控告代收處，隨時接受工農群眾和一般黨員的意見和情況反映。(4)實行“黨員職業化”，發給黨員一定律貼獲補助，禁止以職務之便謀取私利。(5)提倡“干部群眾化”，要求黨員干部作群眾的表率，生活待遇相同，與群眾打成一片。(6)不斷清理“掛名”黨員。對于以權謀私的黨員干部，早期黨組織可以處以死刑，后改為開除黨籍交蘇維埃政府依法治罪。

　　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為強化同黨政機關中的官僚腐化傾向作斗爭，從特區、縣、區、鄉由上至下普遍建立工農監察委員會，將黨員干部置于群眾監督之下。工農監察委員會由群眾選舉產生，特區15人，縣為11—13人，區5—7人，鄉3人。工農監察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1)督促檢查蘇維埃政府的法令和決議執行情況。(2)檢查蘇維埃政府中的工作人員有無官僚腐化、脫離群眾等傾向及違背蘇維埃法令和決議的行為，并接受工農群眾的控告和申訴。(3)清理并審核蘇維埃政府及其機關的帳目，調查在分配土地、稅收等工作中有無徇私舞弊的行為。在根據地黨的建設上，各級黨組織除制定了嚴格的紀律外，防止腐化的重要途徑就是將黨員和干部置于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反腐工作是極為嚴厲的，各級黨員干部哪怕有一點違紀，就要受到紀律處分。鄂豫皖根據地有一位鄉干部的妻子穿了一件公家發的制服，群眾反映后，這位干部立即被開除。若犯貪污、男女關系等錯誤，則要處以死刑。1931年，中共鄂像皖中央分局發出通知，給予麻城三名干部開除黨籍的處分，并交蘇維埃政府依法處理。這三名干部，一名是調戲了青年婦女，一名是私放了政府扣押的一位親戚，另一名僅因為不服從工作調動和要求政府將分給他家的田換成一塊好田。中央分局在通知中告誠全體黨員，這些黨員的行為破壞了革命，損壞了黨的威信。

　　抗日戰爭時期，根據地的特點就是民主化。根據地的政府為抗日民主政府，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與其他抗日進步黨派聯合執政。經過土地革命戰爭后，中國共產黨更加成熟，執政水平更高，為防止腐敗產生，在黨內確定了嚴格的紀律和監督制度，政權建設方面法規也更加完善。在這種條件下，黨著重加強思想教育，提高廣大黨員干部拒腐守廉的思想覺悟。鄂豫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塊較大的地區。邊區黨委為糾正黨內的不正之風，對全區的黨員干部進行了兩次較大的自我教育運動。第一次是根據地剛剛建立的1940年，邊區黨委在全區開展“反不良傾向斗爭”，對全區黨員干部中的思想錯誤進行整頓。第二次是1942年，全黨的整風開始后，邊區黨委根據中央的布置，對黨員干部進行“三整”(整頓思想、整頓作風、整頓組織)和“三查”(查歷史、查貪污腐化、查政治)教育。1942年8月，邊區行政公署召開縣長會議，抓住典型予以公開分析和批評，撤換了不稱職的縣長，嚴懲了貪污腐化的稅務局長。在整風中，邊區黨委副書記陳少敏還親自解決了一個支部的不正之風。

　　1949年3月，已是新中國成立的前夕。在這百廢待興之時，為建立一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黨的各級領導干部都在夜以繼日地工作。就在這個時候，中國共產黨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召開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了一個拒腐防變的問題。他說:“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受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資產階級的捧場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經過28年的流血奮斗，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的執政黨，共產黨就要走上各級政府官員的位置，成為一方土地的“父母官”，他們是否會像以前改朝換代當“老爺”，成為貪官污吏?中國的老百姓很幸運，他們遇上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鄧小平等一批來自人民的共和國領袖。毛澤東向全黨講了一段李自成進北京城的歷史，提醒全體黨員不要做李自成第二。領袖們和黨的高級干部為全黨率先垂范。毛澤東提出的禁止給黨的領導人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以及少敬酒、不送禮等建議被寫進黨的正式文件，作為黨的政治規范和鐵的紀律。后來，徐海東大將每當老部下或老戰友來訪時，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換老婆沒有"，只有對方回答“沒有"，將軍才讓客人進門。將軍的話是針對當時少數黨員干部進城后瞧不起鄉下的妻子而鬧離婚的現象，他把此類現象與干部的思想變化聯系在一起，不愿看見那些在槍林彈雨中闖過來的戰友在和平年代倒在糖衣炮彈下。

　　果然不出毛澤東所料，解放了，進城了，少數黨員干部在燈紅酒綠中眼花繚亂了，思想開始變化。1951年，中共湖北省委根據中央的指示，在全省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斗爭。不久，省委給中央報告了這場斗爭給湖北帶來的新氣象:“鋪張浪費空氣，已為之一變，街上汽車已大減少，許多有汽車的同志都改為騎腳踏車或徒步走了。大酒樓的生意已經清淡。一切不必要的房子已一律停止建筑，而‘房荒’再也沒有人吵了。每個人都在檢點自己的生活，人們的觀念正在起變化。”1951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這個報告上寫下了如此的批語:“湖北省委這個報告很好，中南局在這個報告前所講的話也好，很值得一看。”在這次三反運動中，中共孝感地委處理了黃陂、漢陽的兩起黨員干部違紀案件。其中漢陽縣委宣傳部長黃紹元包庇親友，破壞土地改革工作，受到留黨察看2年的處分。孝感地委紀委給予黃陂縣委的處理決定和黃陂縣委的檢討被登在《湖北日報》予以曝光。省水產局局長孫俠夫則因腐化墮落丟掉了烏紗帽。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社會在進步發展，人們的思想觀念也在變化。隨著國門大開，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涌入，腐敗現象日益蔓延，逐步成為影響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嚴重問題。根據這種情況，黨在加強反腐倡廉教育力度的同時，把反腐敗斗爭納入了法制的軌道。1986年6月，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黨委會上講:“糾正不正之風，打擊犯罪活動屬于法律范圍內的事情，要用法制來解決，由黨直接管不合適。”“糾正不正之風中屬于法律范圍和社會范圍的問題，應當靠加強法制和社會教育來解決。”從此，依靠法制來解決黨員和干部中不正之風，就成為中國共產黨保持黨的清正廉潔形象的一條主要途徑。一條條法律相繼公布，少數黨內腐敗分子一個個被清除出中國共產黨，交給人民的法庭去審判。中國共產黨正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告訴全國人民，告訴世界: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中，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將歷史所追求的廉潔奉公化為現實!

　　腐敗困擾了歷史上無數杰出的政治家。腐敗曾使-一個個歷史王朝由盛而衰直至滅亡。有人說它是一個人類無法征服的魔鬼，使江山易打不易坐，那是因為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還沒有一個政治集團抱著克己奉公、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去鏟除腐敗的根源—私有制。中國共產黨與歷史上的一切政治集團不同，它的奮斗目標就是要消滅一切剝削階級，消滅私有制，建立一個自由、平等、沒有剝削的共產主義社會。它要鏟除腐敗，絕不會允許自己身上寄生這個惡瘤。“倡廉反腐”，是一條前人沒有走好的路。這條路曲折坎坷，布滿荊棘，會有人栽跟頭，會有人走回頭路，可是無數真正的共產黨人一定會奮力前行，并必將到達勝利的終點。

　　來源：《無價的財富--湖北革命傳統十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