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毅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到了井岡山、遵義、會寧、于都等很多革命老區……但我心里一直牽掛西路軍歷史和犧牲的將士，希望什么時候能夠實地緬懷憑吊他們。今天，我來了。”
（2019年8月）20日上午，習近平來到（甘肅省）張掖市高臺縣，瞻仰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紀念碑和陣亡烈士公墓，參觀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紀念館，向革命先烈敬獻花籃。
20世紀30年代，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英勇西征、血沃祁連，在極端艱難的情況下，同國民黨軍隊殊死搏斗，用生命筑起頂天立地的精神豐碑，為人民留下光輝的紅色印記。
在深入了解西路軍戰斗歷史和感人事跡后，習近平動情地說，“歷史就是這么書寫的：為有犧牲多壯志！他們作出的重大的不可替代、不可磨滅的貢獻，永載史冊。他們展現了我們黨的革命精神、奮斗精神，體現了紅軍精神、長征精神。”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習近平勉勵在場的工作人員，要講好黨的故事、紅軍的故事、西路軍的故事，讓我們廣大共產黨員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讓我們廣大人民群眾深刻認識到紅色政權來之不易，新中國來之不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之不易，讓我們的青少年從小就烙上紅色的印記，把紅色基因傳承好。
——《人民日報》2019年8月24日
（一）
1936年，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為解決陜北的糧食和武器給養困難問題，決定發動寧夏戰役，打通與蘇聯的聯絡。6月29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提出：“打通蘇聯解決技術條件是今年必須完成的任務。”并分析紅軍接近蘇聯的道路有二：一是寧夏及綏遠西這一條路，距離較近，人口經濟條件較好，缺點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據地。但如能給馬鴻逵主力以打擊，一個時期的立足是可能的。二是甘涼肅三州這一條路，能夠造成鞏固根據地，缺點是距離較遠，某些區域人口稀少，行軍宿營恐怕有些妨礙。毛澤東還說：“遠方（指蘇聯和共產國際——引者注）電臺已通，中央的報告已發出，不久當有回電。關于西渡問題，當日內征求遠方意見。”
接到國際來電后，中共中央于9月14日通知正在北上的紅二、紅四方面軍：“國際來電同意占領寧夏及甘肅西部，我軍占領寧夏地域后即可給我們以幫助。”
19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又聯名致電紅二、紅四方面軍，十分明確地指出：“向寧夏及甘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因寧夏是陜、甘、青、綏，即整個西北之樞紐，且國際來電說，紅軍到寧夏地區后給我們幫助，沒有說甘西。”另外，“寧夏因有賀蘭山，氣候比綏遠、青海、陜甘北部及甘西較暖，且是產大米區域，在西北為最富。四方面軍占領寧夏南部后，應頓住幾個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實行攻甘西，亦須得到蘇聯協助才能攻克甘涼肅三州等堅固城池”。因此，“奪取寧夏，打通蘇聯，不論在紅軍發展上，在全國統一戰線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戰上，都是決定的一環”。該電還提出：“攻寧夏須待結冰（無造船把握），結冰從陽歷十二月開始，距今還有七十天左右。”“準備十二月初渡河。”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后，蔣介石大為震驚，擬訂“通渭作戰”計劃，企圖乘紅軍立足未穩，將其殲滅于黃河以東的甘肅、寧夏邊境地區。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根據敵我態勢，決定不等12月黃河冰凍，提前進行寧夏戰役，到定遠營去取蘇聯援助物資。10月11日發布的《十月份作戰綱領》，要求全軍爭取用一個月時間進行休整，部署遲滯南敵和進攻寧夏的準備工作，其中要求紅四方面軍以一個軍迅速選擇渡河地點，加速造船，準備過河進入寧夏。
此時，國民黨的胡宗南等部迅速北上，已先后占領會寧、通渭、靜寧等地。針對這種情況，10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急電朱德等人提出，“我們以為今后作戰，第一步重點應集注意力于擊破南敵，停止追擊之敵”“不停止南敵，將使爾后處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點集注意力于向北”。在具體部署中，規定紅四方面軍的兩個軍先行渡河，其余的集中阻止南線來犯的敵軍。根據中革軍委的命令，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于25日渡過黃河；隨后，紅四方面軍第九軍和方面軍總部及第五軍也渡過黃河，準備執行寧夏戰役計劃。
由于胡宗南等部很快到達靖遠、打拉池、中衛等地，并控制靖遠附近的河岸，隔斷了河東紅軍主力和河西部隊的聯系。這樣，紅軍奪取寧夏的計劃已無法執行，被迫終止。西渡黃河的紅四方面軍3個軍2.18萬人，雖然控制了一條山地區，但這一帶的地形和生存條件十分不利，難以長期停留。11月2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請示行動方針，說明“此方人稀、糧缺、水苦，大部隊難以作戰”，決定放棄原定奪取定遠營的計劃，改向西行，進行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役。恰在此時，蘇聯為了避免與日本在綏遠發生沖突，突然將援助地點改為新疆。
綜合上述情況，中共中央同意了徐向前、陳昌浩所提的西進方案。11月8日電示：“徐、陳向涼州進，作戰時集中兵力打敵一旅，各個擊破之。”并擬訂了《作戰新計劃》指出：“徐陳所部組成西路軍，以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為任務，準備以一年完成之。”9日，徐向前、陳昌浩率河西部隊向涼州地區前進。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發出電令，命令紅四方面軍過河部隊改稱西路軍，領導機關稱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以陳昌浩為主席，徐向前為副主席，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臨時改為西路軍總指揮部。至此，西路軍正式成立。
（二）
中共中央雖然在《作戰新計劃》中擬訂了以西路軍在河西創立根據地、打通國際的目標，但這只是一個向朱德等人征求意見的方案，尚未最后決定，中央對西路軍能否完成這一任務也有顧慮。11月11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徐向前、陳昌浩詢問西路軍情況。12日，徐向前、陳昌浩復電中央：“依據現在敵我力量估計，我們可以單獨行動，完成任務。”在這種情況下，加上共產國際已經改變了援助地點，11月13日，中央致電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并轉共產國際，通報了西路軍西進新疆的計劃。
為實施平大古涼戰役計劃，西路軍于11月9日按指定位置集結完畢，分三路開拔，向河西走廊挺進。對于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軍，蔣介石指使馬步芳、馬步青等部進行圍追“兜剿”。西路軍廣大干部、戰士堅決執行中央命令，不怕犧牲，浴血奮戰。由于無根據地作依托，又無兵員、物資的補充，西路軍孤軍作戰，雖然斃傷俘敵約2.5萬余人，但在敵眾我寡的極端不利情況下最終失敗，在中國革命戰爭史上寫下了悲壯的篇章。其中，比較大的戰斗有以下幾次。
鏖戰古浪。古浪城古稱“虎狼關”，地處河西走廊東端，祁連山北麓，是西進涼州、南下蘭州的門戶。11月14日，紅九軍占領古浪縣城后，敵人極為驚慌，調集大量兵力，企圖奪回古浪城。從16日至18日，紅九軍在古浪苦戰3天，斃傷敵2000余人，但自身損失也達2000人，占兵力的三分之一。其中排以上干部傷亡尤重，軍長孫玉清負傷，參謀長陳伯稚、紅二十五師師長王海清、紅二十七師政委易漢文、騎兵團團長黃高宏等壯烈犧牲。
喋血永涼。西路軍進入河西走廊蜂腰部后，下一步的行動方針問題凸顯了出來。由于蘇聯改變援助地點后，援助送達的時間和方式等都未明確，所以中央難以貿然同意西路軍主力迅速西進。加上河東戰局正處緊要關頭，需要西路軍的戰略策應。基于這些因素，中央要求西路軍“在現地區留住一時期”，“在永昌、甘州、涼州、民勤地區創立鞏固根據地”。為了創建根據地，從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西路軍在永涼地區同馬家軍喋血奮戰，歷經大小戰斗20余次，斃傷敵人6000余人，沉重打擊了馬家軍，同時也牽制了敵軍，配合了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但西路軍也銳減至1.5萬人，戰斗力大不如前。
血戰高臺。西安事變發生后，鑒于南京政府調集大軍進逼西安，中央一度擬調西路軍東返。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中央又令西路軍繼續執行西進任務。12月底，西路軍以五軍開路，九軍和指揮部居中，三十軍殿后，再次西進，向高臺、臨澤開進。1937年1月1日，紅五軍攻克高臺縣城。西路軍攻克高臺后，馬步芳急調重兵反撲。高臺之戰，是紅軍作戰史上最慘烈、最悲壯的戰斗之一。紅五軍將士以簡陋的武器與10倍于己之敵惡戰，堅守孤城達半月之久。在這場戰斗中，紅五軍2800余名指戰員除個別突圍外，絕大部分壯烈犧牲，其中有軍長董振堂，軍政治部主任楊克明，軍供給部部長傅蘭蓀，衛生部部長陳春甫，政治部民運部部長盛茂吾，紅十三師政委朱金暢，師長兼四十五團團長葉崇本，團政治處主任羅福祥，三十九團團長吳岱朝，三十七團政委何志余……
決戰倪家營。高臺之戰后，西路軍領導人決定放棄西進計劃，帶領部隊東返。1月23日，西路軍將高臺失利的消息報告中革軍委，并通報了準備東返的決定和面臨的困難。24日，軍委復電：“你們行動方針以便利擊敵保存實力為目的，行動方向由你們自決。”“如你們決定東進，我們是贊成的。”但這時敵人發現了西路軍的東進意圖，調集重兵阻攔。28日，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召開擴大會議，研究部隊的行動方針。會議認為繼續東進危險甚大，決定暫時往西，調動和尋機殲滅敵人。當日，西路軍回師西進，集結在臨澤縣城東南的倪家營。馬步芳隨即集中兵力，展開了全面圍攻。從1月31日至2月27日，西路軍在倪家營血戰28天，與數倍于己的敵軍反復拼殺，殲敵近萬。西路軍也傷亡慘重，損失達三四千人，剩余人數已不足萬人。
兵敗祁連山。2月27日西路軍從倪家營突圍后，連夜西行，轉移到沙河，后來轉戰于威狄堡、鳳凰山等地，3月7日進至三道流溝。在三道流溝，西路軍近8000人被圍困在狹長的地帶里，與敵人血戰五晝夜，部隊傷亡嚴重，被迫于11日夜間突圍，進入梨園口，準備向祁連山里轉移，但敵人騎兵很快蜂擁而至。在梨園口阻擊戰中，不到半日，紅九軍僅剩的兩個團千余人絕大部分拼光，軍政委陳海松、二十五師政委楊朝禮等壯烈犧牲。12日夜，西路軍邊戰邊退，進入祁連山腹地，向康隆寺撤退。此時西路軍總部能直接掌握的僅有第三十軍一兩千尚成建制的戰斗人員，其余大都同指揮部失去聯系，獨立作戰。14日，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在石窩召開師、團以上干部會議，決定陳昌浩、徐向前離開部隊，回陜北向中央匯報西路軍失敗的情況，剩下的部隊由李先念、李卓然等人組成西路軍工作委員會統一指揮，分散在祁連山打游擊，保存現有力量，等到援西軍過黃河后再去會合。
石窩會議后，西路軍工作委員會確定了分兵三路的方案：將紅三十軍剩下的1000余人編為左支隊，由三十軍政委李先念、軍長程世才帶到左翼大山打游擊；將紅九軍剩下的700余人編為右支隊，由九軍軍長王樹聲、參謀長李聚奎帶到右翼大山打游擊；剩下的傷員及婦女、小孩千余人，組成第三支隊，在祁連山區活動。右支隊和第三支隊先后被打散，王樹聲、李聚奎等人后來分頭走向延安，孫玉清被俘虜押解到西寧后英勇就義。李先念、李卓然率領的左支隊，歷經千辛萬苦，于1937年4月底走出祁連山，到了星星峽，把剩余的400余人帶到了新疆。5月4日，在陳云的帶領下，西路軍余部離開星星峽，乘汽車向迪化（今烏魯木齊）進發，后組建成“新兵營”，培養了一批軍事技術骨干。全國抗戰爆發后，西路軍余部分批返回延安。
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對西路軍的安危極為關懷。1937年2月下旬，組成以劉伯承為司令員、張浩為政治委員的援西軍前往增援。援西軍在抵達鎮原、平涼地區時，得知西路軍業已失敗，才沒有繼續前進。隨后，中共中央利用統戰關系，竭盡全力營救被俘人員和收容失散人員，使數千名西路軍干部、戰士先后回到陜甘寧地區。
（三）
西路軍所屬各部隊，是經過中國共產黨長期教育并在艱苦斗爭中鍛煉成長起來的英雄部隊。在極端艱難的情況下，在同國民黨軍隊進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軍的廣大干部、戰士視死如歸，堅持近5個月之久，創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業績，在戰略上支援了河東紅軍主力的斗爭，西路軍精神萬古長存。
第一，把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的精神。在高臺危急時，紅五軍軍長董振堂率領干部戰士宣誓：“我們要流盡最后一滴血，戰斗到底！為革命犧牲是光榮的。革命一定能成功，自由幸福的日子一定能夠到來！”當西路軍面臨絕境時，徐向前、陳昌浩向中央毅然表示：“我們堅信勝利前途，并號召全軍斗爭到底，現雖日食一餐，眼前無水，而絕不灰心，準備戰斗到最后一滴血。”后來，徐向前寫道，“硬如鐵石的戈壁灘上，響著我軍堅定不移的步伐，像一道鋼鐵洪流，滾滾向前。這些來自鄂豫皖邊、川陜邊和寧都暴動的兒女，赤膽忠心，頑強不屈，目標只有一個：為了勝利，為了明天。任何饑餓、嚴寒、風暴、傷病、死亡的陰影，都嚇不倒他們。他們不愧是中國共產黨締造和領導的紅軍隊伍，不愧是全心全意為人民利益而奮斗的猛士。這樣的部隊，的確難得啊！”
第二，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西路軍孤軍西進時，河西走廊天寒地凍，廣大將士缺衣少食，彈藥有耗無補，面對數倍于自己的馬家軍英勇奮戰。西路軍喋血沙場的7000余名將士及遭馬家軍殘殺的6000余名傷病員和被俘官兵，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證明了這種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同時也正因為有了這種精神，西路軍左支隊才在絕境中不潰散，在祁連雪山中跋涉40多天，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險阻，沖破馬家軍追堵，勝利到達新疆；失散的5000余名西路軍將士，歷盡曲折艱險而不動搖，終于回到黨的懷抱。毛澤東在1937年12月接見回到延安的西路軍領導人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同志時就曾肯定地說：“西路軍是失敗了，但這不是說西路軍廣大的干部和戰士沒有努力。他們是英勇的、頑強的。經常沒有飯吃，沒有水喝，冬季沒有棉衣，傷員沒有醫藥，沒有子彈就用大刀、矛子和敵人拼殺。”他還說：“西路軍戰斗到最后，由你們帶領一部分同志，排除萬難到達了新疆。這種堅定的行為，除了共產黨人領導的紅軍，是其他任何軍隊也做不到的。”
第三，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西路軍西進河西走廊，打通國際路線，是為了取得物質和技術支援，壯大紅軍，抵抗日本帝國主義這個大局；此后，中央先是指示西路軍停在永昌、山丹地區，以一部出民勤，給敵人造成策應河東紅軍西渡黃河的假象，從而吸引敵人重兵防堵，造成胡宗南一部孤軍追擊河東紅軍之戰機，策應了山城堡戰役的勝利。西安事變發生后，中央幾度指示西路軍東返、西進，走走停停，也都是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這一事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西路軍將士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第四，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這一精神在西路軍失敗后奔赴新疆或返回延安的過程中，體現得最為充分。歷盡艱險回到黨的懷抱的5000余名西路軍將士，全都得到過群眾的幫助。有的群眾甚至以舍棄身家性命相救。例如1937年4月下旬，左支隊800多人輾轉一個多月走出冰天雪地的祁連山，來到安西縣蘑菇臺子。看守榆林窟的道士郭元亨看到紅軍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很受感動，將自己多年積蓄的糧食捐獻出來，化解了西路軍的燃眉之急。程世才為此給他打了一張收條。不久，馬家軍來此搜出了這張條子，郭元亨因此遭受殘酷折磨。1961年，已成為裝甲兵副司令員的程世才寫信證明此事，并表示深切感謝，安西縣委妥善安置了郭元亨的生活和工作。這成為了西路軍與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的傳世佳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