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雪 徐早祥 袁麗 吳華
篳路藍縷，砥礪前行。湖北這片紅色沃土，為黨的紀律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湖北人董必武，參與編寫黨的首個綱領和決議；
在武漢召開的中共五大，建立了黨的歷史上第一個中央紀律檢查監督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
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重要策源地的湖北，紀律嚴明使黨和軍隊贏得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
在百年黨史進程中，湖北黨組織嚴格執行黨紀黨規，逐漸完善紀律建設體制機制，開展經常性紀律教育。
董必武為黨的紀律建設作出重要貢獻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視黨的紀律建設。黨的第一個綱領和第一個黨章把紀律置于重要位置，明確規定紀律并嚴格執行，為百年大黨注入紀律嚴明的紅色基因。
《中國共產黨綱領》規定，在全黨建立統一的組織和嚴格的紀律，以確保黨的團結統一；地方組織必須接受中央的監督和指導；在黨處于秘密狀態時，黨的重要主張和黨員身份應當保守秘密，反映了黨從成立之初就突出強調下級要服從上級和保密紀律。
《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明確規定，“一切書籍、日報、標語和傳單的出版工作，均應受中央執行委員會或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監督”“任何出版物，無論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違背黨的原則、政策和決議的文章”。這表明，黨從一開始就高度強調宣傳工作的紀律，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必須在思想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黨中央的領導和監督下開展工作，絕不能發表與黨中央不同的言論。
董必武作為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代表參加中共一大，并參與起草了《中國共產黨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
1935年11月，黨中央成立以董必武為主任的黨務委員會，擔負維護和執行黨的紀律的職責。
新中國成立后，董必武擔任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期間，大力推進監察工作，出臺了《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工作細則》等一系列工作規范，為黨紀黨規制度建設作出重要貢獻。
中共五大成立中央紀律檢查監督機構
位于武漢市武昌區都府堤街的中共五大會議舊址，是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根脈所在，黨內監督執紀組織制度建設的起點。97載時光荏苒，在此展出的《中國共產黨紀律建設歷史陳列展》再現了這段黨史上的重要時刻。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
風云變幻的斗爭形勢，增強了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加強自身建設的緊迫感。中共五大從4月27日一直持續至5月9日，在這次大會上，明確提出“嚴格黨的紀律是全體黨員及全體黨部最初的最重要的義務”。中央政治局修訂的《黨章》，詳細規定了黨組織和黨員違紀處分的形式和程序，對違紀黨組織要給予警告、改組、解散組織等處罰，對違紀黨員給予警告、取消工作、留黨察看及開除黨籍等處罰。
在此次會議上，建立了黨的歷史上第一個中央紀律檢查監督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目的就是要“鞏固黨的一致權威”。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成立中央紀律檢查監督機構，監督執紀的旗幟從此高高舉起，規范開展黨內監督的大幕由此拉開。
大會通過的《組織問題議決案》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政治紀律”這個概念，指出“黨內紀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視政治紀律，不應將黨的紀律在日常生活中機械地應用”。
黨的五大上，王荷波、楊匏安、許白昊等當選為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
凡破壞紀律者都應從嚴懲辦
黨的紀律建設一刻也沒有停止，這是一個逐步完善、逐步加強的過程。
中共五大以后，中央和湖北省委立即著手組建湖北省監察委員會。
湖北省監察委員會成立后，積極履行職責，加強黨的組織、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紀律建設。為防止出現貪污、生活腐化等問題，湖北省委于1927年12月31日發布第十號通告，嚴格規定省、市、區、縣各級干部生活費標準和待遇。
1928年1月6日，中共湖北省委第十四號通告特別重視加強黨的政治紀律，強調對貪污與臨陣退縮分子要無條件開除黨籍，遇必要時加以嚴厲的處罰。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了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大會強調：嚴守黨的紀律尤其為秘密黨之必要條件。黨部機關之一切決議及決定，調遣等等，應當絕對地服從，一切黨員，不論其地位如何都應如此。凡破壞紀律者，都應從嚴懲辦（即停止職務、開除黨籍等）。
1931年5月18日，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后的第三天，就發出關于建立工農監察委員會的通知。當年7月，鄂豫皖蘇區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工農監察委員會，這比1931年11月中央蘇區建立的工農檢察人民委員部還早四個月，同時頒布了《鄂豫皖蘇維埃政府工農監察委員會條例》，成為我黨歷史上較早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監察文件。
之后，鄂豫皖蘇區又相繼制定了《鄂豫皖蘇區工農監察委員會通令》《革命軍事法庭暫行條例》《統一各機關開支及個人生活費的決定》等一系列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法規制度。工農監察委員會的設立，初步探索構建了黨的民主監督體系，鞏固了革命政權。
湖北黨組織開展經常性紀律教育
革命斗爭年代，湖北黨組織經常開展形式多樣的紀律教育。湖北各級黨組織經常組織支部討論會、小組學習會、黨員培訓班等活動，對黨員干部進行紀律教育。黨組織還在軍隊中建立了嚴密的政治工作制度，對廣大士兵進行政治教育和紀律教育。
鄂豫皖蘇區十分注重部隊的紀律建設，不僅印發《紀律問題》供黨員和士兵討論學習，還通過歌謠傳播紀律、教育紅軍。1932年，為了配合紅二十五軍的政治紀律教育，時任鄂東北道委政治部秘書長程坦把黃安歌謠《紅軍紀律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條例結合起來，再配上當時流行的《土地革命歌》的曲子，編成《紅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在各路紅軍部隊傳唱開來，成為人民軍隊永唱不衰的經典歌曲。
抗日戰爭時期，鄂豫邊區黨委高度重視紀律教育，對紀律教育常抓不懈。為貫徹落實《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有關指示精神，1941年12月19日，時任新四軍第五師副政委的陳少敏，在后方機關工作人員大會上作了《關于“加強黨性”的報告》。在報告中，陳少敏就如何加強黨性修養從“把自己所有壞的思想意識檢查出來，加以克服”“犧牲個人服從黨的利益”“加強黨的紀律鍛煉，養成責任心、服從黨紀”等方面提出具體要求，強調加強紀律教育、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作風，對加強黨員干部教育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7年劉鄧大軍進入大別山后，在全軍重新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訓令》，并就執行新區群眾紀律制定了約法三章。鄧小平多次深入基層部隊，為干部戰士上紀律課，對部隊進入大別山區后出現的紀律松弛現象，他反復強調必須對廣大干部戰士進行嚴格的紀律教育，給違反者以嚴厲處罰。
把遵守群眾紀律當成是“尊重軍隊的命脈”
湖北黨組織嚴格執行黨的紀律，廣大黨員干部以紀律行為為規范，嚴格約束自己的一言一行。同時對違紀行為進行嚴肅處理，從嚴治黨，從嚴治軍，收到了顯著效果。
紅軍嚴守紀律，贏得了群眾擁護。在鄂豫皖根據地，紅軍每到一個地方，向群眾派飯一桌給一元錢，借群眾一床被子給三個銅板，睡覺的稻草要用錢去買，住群眾房屋，走的時候，要把房子收拾干凈，上好門板。在鄂東南根據地，彭德懷率領的紅五軍，在嚴重缺糧的情況下，為了節省糧食，不給當地群眾增加負擔，由江西進入鄂東南一個多月的時間里，作戰部隊每天只吃一頓干飯，機關一頓干飯也沒吃過。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沒有無償接受群眾的一粒糧食、一尺棉布。
1935年8月，從鄂豫皖根據地出發長征的紅二十五軍，進入陜西回民聚居的興隆鎮休整。為了尊重回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嚴格執行“禁止駐扎清真寺，禁止打回族土豪，禁止在回民家中吃大葷”三大禁令。
抗戰時期，湖北省委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1937年8月，黨中央在陜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了在敵后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方針。在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特別是董必武的直接領導下，以郭述申為首的湖北省委，一開始就明確了敵后游擊戰爭的思想。抗戰爆發不久，省委就采取了一系列部署，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湖北省委在極端艱難的環境中，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堅決地貫徹執行黨中央正確的政治路線，真正做到了時刻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對少數自由散漫、不服從黨的工作安排、不執行黨的決定、違反黨紀黨規的黨員干部，黨組織經過多次教育仍不改正錯誤的，堅決予以懲處。
抗日戰爭時期，鄂豫邊區各級組織嚴格執紀執法，對于少數以身試法，利用職權搞奢侈浪費、貪污挪用和侵吞公款公物的黨員、干部，堅決嚴懲不貸，毫不手軟。輕則洗刷出黨，撤銷職務，重則就地槍決。1942年10月，新四軍五師發出了關于“嚴格群眾紀律改善軍民關系”的訓令，把遵守群眾紀律當成是“尊重軍隊的命脈”來看待，強調“對于嚴重破壞群眾紀律的分子要給予應得之制裁，對于黨員、干部違犯紀律者要加重處分”。1943年5月，新四軍五師13旅38團依照當時“不論職務高低，貪污公款5元錢（指銀元）以上者軍法處置”的紀律條例，在澴漯河灘上將貪污公款6元錢的六連連長陸光普繩之以法。
與時俱進加強黨的紀律建設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上，湖北的地位舉足輕重。這里是中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大革命運動的中心區域，又是中國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的重要策源地、中國工農紅軍的主要誕生地和中國革命勝利的重要根據地。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數十年的斗爭實踐中，嚴明的紀律使戰斗在湖北大地上的黨組織和人民軍隊，贏得了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湖北地區得到了認真貫徹、執行，也使湖北的各級黨組織成為一個個思想過硬、紀律嚴明的戰斗集體。正是有了這些戰斗集體的正確領導，有了廣大黨員干部自覺遵守黨的紀律，才保證湖北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湖北紀律建設的歷史實踐，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經驗啟示：必須堅持以加強黨的領導為前提，堅定紀律建設的正確方向；必須堅持以完善黨紀黨規為基礎，與時俱進加強黨的制度建設；必須堅持以嚴明政治紀律為重點，帶動黨的各項紀律全面從嚴；必須堅持以經常性紀律教育為抓手，筑牢拒腐防變的思想防線；必須堅持以完善體制機制為保障，強化監督執紀的剛性約束。
（來源：《湖北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