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與《共產黨宣言》

　　吳  翔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重要講話指出，要教育引導全黨從黨的非凡歷程中領會馬克思主義是如何深刻改變中國、改變世界的，感悟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和實踐力量。《共產黨宣言》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基本綱領和共產主義者的第一個宣言，自傳入中國以來，對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教育引導一大批先進的知識分子和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回望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老一輩革命家的身上，都留下了《共產黨宣言》的深深烙印。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董必武，正是通過閱讀《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刊物，找到了中國革命新的希望和通往理想社會的真正道路，逐漸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最終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

　　一、《共產黨宣言》在董必武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董必武成長的時代，正值中華民族面臨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西方列強接踵而來，圖謀瓜分中國，清政府腐敗無能，中國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目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悲慘景象，年輕的董必武懷抱著救國救民的熱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追隨孫中山的董必武，在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征程上奮勇搏擊，卻不得不面對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護法運動一次又一次的慘淡失敗，最終陷入了“山窮水復疑無路”的地步。中國革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道路是否還能走得通？在失敗的困境中，董必武沒有一蹶不振，而是在繼續思考，艱難探索，順著歷史發展的潮流不斷前進。

　　1919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爆發了，這場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主義運動，讓董必武欣喜地看到了民眾的偉大力量。后來，董必武曾回憶這段歷史說：“五四運動發生后，我因革命工作新策略新方法而納悶，于是同朋友們商議這些問題。那時候，有一個名叫李漢俊的中國留學生剛從日本回來。在日本，他曾經讀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書。他跟我談了這些問題，因此我對馬克思主義變得非常關心了。”十月革命爆發后，董必武對列寧領導的推翻沙皇統治，建立世界上第一個工農政權的人民革命的勝利深感欽佩，但是還沒有真切了解這一革命所具有的深遠意義，直到他在李漢俊那里讀到了包括《共產黨宣言》在內的書籍，并聽了李漢俊的詳細介紹后，才比較深刻地認識十月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精髓。

　　《共產黨宣言》在第一部分中指出：“過去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董必武在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領悟到了一條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那就是：不是會黨，不是舊軍隊，而是普通的人民大眾，才是決定歷史和革命成敗的決定力量。正是在閱讀包括《共產黨宣言》在內的馬克思主義書刊過程中，董必武深刻認識到中國要革命，要獨立，要解放，要自由，要民主，必須喚醒民眾、接近民眾、組織民眾、依靠民眾，并由此奠定了他的唯物史觀的思想基礎。1919年6月，董必武的革命摯友潘怡如奉孫中山之命到上海，孫中山指示潘怡如到湖南策動“聯桂反段”。董必武勸說潘怡如：“中國革命成功，必待新興勢力之參與，徒知利用軍閥無濟于事。”從此，董必武開始自覺從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堅信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者，實現了個人新的歷史飛躍，踏上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征途。

　　二、《共產黨宣言》是董必武在武漢中學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生動教材

　　董必武在上海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后，決心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為救國救民干出一番新的事業。但是，決心易下，從何處著手成為了當時所面臨的最大問題。董必武與革命同志張國恩、詹大悲等經過反復研究，一致認為，辦報紙、辦學校是最能喚醒群眾、接近群眾的最有效方法，也最能發揮知識分子的優勢和特長。無獨有偶，此時在長沙的毛澤東同樣把辦學校和辦報紙看成是增長干革命力量，點燃革命燎原之火的最有效的方法。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和董必武，都把辦報紙、辦學校作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途徑，這也從一個側面生動反映了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被中國的先進分子所選擇并開始得到廣泛傳播的歷史事實。

　　籌辦私立武漢中學，是董必武走上馬克思主義指引的革命道路后所辦的第一件大事，在他的記憶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1964年4月，董必武在武昌東湖賓館接見武漢中學師生代表時回憶說：“當時我們辦學校有個目的，對北洋軍閥不滿，有反抗軍閥的民主主義革命的意圖，想在舊社會辦點新事。”董必武所說的辦點新事，就是要辦一所新型學校，在學校培育一批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新型人才。在武漢中學，董必武把全部心血傾注在培育新人上，為了引導學生學習革命思想，董必武通過惲代英主辦的利群書社，設法為學生購買了《共產黨宣言》《新青年》《湘江評論》《武漢星期評論》等書刊。他把《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的書刊作為重要教材，采取各種方式對學生進行馬克思主義啟蒙教育。他通過指導學生辦刊物，發表反帝、反封建、推動教育改革的文章，編寫《政治問答》等介紹新思想。他還先后邀請李漢俊、錢介磐（錢亦石）、惲代英、劉子通、黃負生到校演講社會主義問題，灌輸革命思想。他親自為學生出作文題，修改文稿，使學生得以在學業和思想上并進。

　　在董必武等人的努力下，私立武漢中學成為了培育新型革命人才的搖籃。不少學生在這所學校第一次讀到了《共產黨宣言》，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熏陶，樹立了共產主義的信仰，走上了革命道路。來自董必武故鄉黃安縣（今紅安縣）的學生張行靜從董必武那里得到了一本《共產黨宣言》，如獲至寶，每讀一句，都用筆在旁邊做上記號，并寫下了萬余字的讀書筆記。如今這本封面印有馬克思頭像，扉頁上寫著張行靜名字的《共產黨宣言》被國家文物專家確定為一級革命文物，被紅安縣博物館作為鎮館之寶收藏，成為了珍貴的革命文獻。毫無疑問，這件珍貴的革命文物同時也是董必武在武漢中學把《共產黨宣言》作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生動教材的歷史見證。

　　三、《共產黨宣言》為董必武組建中共湖北早期黨組織提供了重要指導

　　1971年8月4日，董必武在談到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湖北共產主義小組時回憶說：“那個時候，我們看到的馬列主義的東西是很少的，當時有個《共產黨宣言》翻譯本，是從日本翻譯過來的，是陳望道譯的”。從董必武的回憶中，我們可以知道，在董必武參與組建武漢共產主義小組和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過程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是他能讀到的為數不多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對于他開展建黨工作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1920春，正當董必武為籌劃私立武漢中學日夜奔走的時候，李大釗、鄧中夏等人在北京大學組織起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陳獨秀在上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隨后，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正式成立，李漢俊寫信告知董必武，上海已經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希望董必武等人在武漢也組織一個共產主義小組。

　　陳獨秀對于在武漢建立共產主義組織十分關注，他委派已經加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湖北鄂州人劉伯垂回到武漢協助董必武籌建黨的組織。劉伯垂到武漢時，帶來了陳獨秀等起草的黨綱草案和馬克思主義著作。包惠僧在《創黨的開始及武漢臨時支部》一文中說：“劉伯垂帶來了一個抄寫的中國共產黨綱領草案，詳細內容記不清楚，大體不出《共產黨宣言》的范圍，對黨員政治活動規定很嚴格，如不做資產階級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資產階級政黨等。”劉伯垂以律師的公開身份來到武漢，在位于武昌撫院街的律師事務所見到了董必武，轉達了陳獨秀的意見。董必武也通報了在武漢地區籌建共產主義小組的進展情況。不久，在董必武、張國恩的寓所舉行了武漢共產主義研究小組，其實就是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正式成立的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董必武、陳潭秋、劉伯垂、張國恩、包惠僧、鄭凱卿、趙子健等人，劉伯垂在會上介紹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的情況，講述了黨綱草案的內容。會議宣告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正式成立，從此，湖北人民的革命斗爭有了無產階級黨組織的領導，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在創建中國共產黨湖北早期組織的過程中，《共產黨宣言》對董必武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董必武通過認真學習《共產黨宣言》，在馬列主義建黨理論的指導下，與陳潭秋等緊密結合，積極投身湖北地區早期黨組織的創建實踐，奠定了堅實基礎，并為黨組織的大發展努力奮斗，堪稱“群英結黨救中華”的楷模。

　　來源：《湖北機關黨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