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我有兩個老師，一個是徐向前，一個是陳云，陳云教會我搞經濟

　　張肇俊  胡譞予

　　陳云說：我和先念同志相識，是在1937年4月。那時他率領西路軍余部400多人，浴血奮戰，歷盡艱辛，到達甘肅、新疆交界的星星峽，我以中央代表名義從蘇聯回到迪化，然后去星星峽接應他們。先念同志從紅軍時代起就是一位久經沙場、英勇善戰的將軍。

　　李先念說：我有兩個老師，一個是向前，一個是陳云。向前教會我打仗，陳云教會我搞經濟。

　　黨中央一直關心你們

　　1937年5月1日，中共中央代表陳云、滕代遠等帶著一個由40多輛汽車組成的車隊，抵達新疆與甘肅交界處的星星峽，與李先念率領的紅軍西路軍左支隊400余指戰員會合。這是李先念與陳云第一次相見。

　　在星星峽，李先念向陳云、滕代遠等詳細匯報了西路軍的戰斗經歷和現有人員情況。陳云對他一再表示慰問和鼓勵。陳云說：黨中央一直非常關心你們。你們在那么困難的情況下堅持戰斗，頑強不屈，把剩下的這部分人帶到星星峽，是好樣的，不愧是好共產黨員嘛！

　　4日，在苦水，陳云又對西路軍的將士們說：同志們不要為暫時的失敗灰心喪氣。這是革命的挫折，也是革命的代價。不要難過，不怪同志們，西路軍是英勇頑強的。你們勇敢戰斗，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條件下轉移到這里，是難能可貴的！革命斗爭中有勝利也有失敗，不要光看到失敗，更要看到未來的勝利前景。不要光看到我們現在只有400多人，只要我們保存下來革命的有生力量，就會發展壯大起來，會擴展到4000、4萬甚至4百萬人，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必定將屬于我們！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中共中央決定撤銷原定李先念他們去蘇聯學習的決定，改為就地學習，成立“新兵營”，歸陳云直接領導。

　　在“新兵營”，李先念和陳云經常交談，加強和增進了相互間的了解和友誼。對于陳云高深的馬列主義理論修養，卓越的組織領導能力，堅強的組織紀律觀念，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風，以及在統戰工作中的靈活斗爭策略，李先念打從內心里深為敬佩，把陳云作為自己的師長和學習榜樣。后來，李先念對陳云在新疆的接待、安排西路軍這件事，沒齒不忘，多次提到：在新疆，是陳云接待和安置的我們，是陳云指出部隊學習先進技術的路子。

　　在抗日戰爭風起云涌、神州大地寇深禍亟的危難時刻，李先念多次向陳云、鄧發等提出回延安的請求，后經中央批準成行。1937年12月23日，李先念與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煥、郭天民、曾傳六等告別戰友，告別“新兵營”，離開新疆踏上新的征程。

　　陳云同志的六條意見

　　1976年10月，陳云雖然還沒有恢復中共中央的領導職務，但他仍以一個老革命家的高度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密切關注著粉碎“四人幫”后的形勢，為黨和國家今后的工作思考著良策。

　　16日，李先念打電話征詢陳云對粉碎“四人幫”后各項工作的意見。陳云談了他所考慮的一些問題。李先念聽后認為切中要害，懇切希望他把這些意見寫成書面材料交給他。18日，陳云將意見寫成文字，在同王震、姚依林商量后送給李先念。

　　在這份意見中，陳云說：“政治局對‘四人幫’采取斷然措施，處理穩妥，進展順利，我認為很好很好。”接著，陳云從鞏固和發展粉碎“四人幫”以后的大好形勢出發，談了他對當前工作的六點意見：

　　“一、要把反‘四人幫’的文件寫好。著重說明為什么必須在十月六日采取行動。因為：八億人民中多數還不知道他們陰謀的內幕，七億農民是在農村和窮鄉僻野。因為‘四人幫’中有一位是主席的夫人。著重說明為什么必須在主席逝世四個星期就采取措施。

　　二、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

　　三、支持各省市委工作。使黨的這個重要環節能堅強地工作。包括上海在內，讓他們自己與‘四人幫’劃清界限，好好工作。

　　四、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員要經常到北京參加政治局會議和工作，要成為制度。

　　五、準備在時機成熟時召開三中全會。

　　六、恢復黨的好作風。因為毛主席倡導的許多黨的好作風被‘四人幫’破壞干擾了。”

　　這份意見里還談了一些應該注意的事項：“防止這次運動擴大化。對還在鬧派性的人，號召他們化悲痛為力量，上班工作，團結起來，共同革命；對他們的辦法，只能是教育，一切也都為了教育；要防止又翻燒餅。各級領導機關，必須是老中青，只是不要聶元梓、蒯大富式人物。中央和省市領導同志不要提‘四人幫’中個人私生活的丑事，而要批判他們的反動路線和政治上的大事，這樣做對黨有利。要再查一查今年四月天安門事件的真相；當時絕大多數人是為悼念總理，尤其擔心接班人是誰？混在人群中的壞人是極少數；‘四人幫’對這件事有沒有詭計？”

　　這時，黨和國家正處在一個關鍵時期。陳云在粉碎“四人幫”后的第十二天就提出的這些重要意見，確實是當時最迫切需要解決的一些重大問題。

　　共同提出“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

　　陳云和李先念是新中國經濟工作的杰出領導者。在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進程中，他們卓越的組織才能和非凡的思想智慧，受到全黨的贊譽。

　　“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是陳云、李先念經過深思熟慮提出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對我國當時的經濟情況進行了調查研究，發現197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中，原訂的計劃安排偏大，資金和材料都有缺口，財政上有赤字。針對這一情況，陳云在3月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經濟調整和體制改革的問題。14日，李先念和陳云又聯名致信中共中央，明確提出：前進的步子要穩，不要再折騰避免出現大的“馬鞍形”；國民經濟做到按比例發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現在的國民經濟沒有綜合平衡，比例失調的情況嚴重；要有兩三年的調整時期；鋼的指標必須可靠。發展方向不僅要重數量，更要重質量。鋼的發展速度不僅要制訂五至七年的計劃，而且要制訂直到2000年的計劃；借外債必須充分考慮還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慮國內的投資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漸進。信中還對當前和今后的財經工作，提出許多重要意見。3月下旬，經黨中央常委討論決定，成立了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由陳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

　　3月21日和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陳云、李先念給中央的信。在會上，陳云作了題為《調整國民經濟，堅持按比例發展》的講話，指出：講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我國9億人口，百分之八十是農民，搞建設，必須把農民考慮進去。所謂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按這個比例。按比例發展是最快的速度。過去說，指標上去是馬克思主義，指標下來是修正主義，這個說法不對，踏步也可能是馬克思主義。搞鋼誰都想多搞一點，問題是搞得到搞不到。借外國人那么多錢，究竟靠不靠得住？借款都是由人民銀行擔保，需要多少？國內要多少投資？都沒有計算。搞那么大建設規模，那么高速度，別的工業配合不上。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債，靠不住。要有兩三年高速時間，最好三年。建設中要防止環境污染。到2000年，人民生活水平多數達到中等水平，少數可以先富起來。差別不大，但是還有。要甘肅趕上江南，不容易。對外資、外國技術一定要，而且要充分利用……

　　李先念在會上對陳云的發言作了重要補充，作了題為《關于國民經濟調整》的講話，分析了經濟戰線上的形勢，論述了調整的必要性和重大意義，提出了調整的方針和任務。提出了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四項措施：一是以計劃為主，同時充分重視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二是擴大企業自主權，把企業經營好壞同職工物質利益掛起鉤來。三是統一領導，分級管理，明確中央、地方、企業的權限。四是用經濟手段來管理經濟，組織各種專業和聯合公司，搞好專業化協作，積極推廣經濟合同制等。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黨、政、軍機關主要負責同志參加的工作會議，討論經濟形勢和對策，以及國家計委提出的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草案）。會上，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重要講話。講話分析了當前經濟形勢和存在的問題，強調了調整國民經濟的必要性，總結了過去的經濟建設經驗，提出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在這之后，陳云、李先念為貫徹實施新八字方針做了大量的工作。

　　經濟調整方針在實施初期并不是很順利的。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盡管作了較大的調整，但基本建設規模仍然安排過大，致使財政出現170億元赤字。1980年，國家財政收支又一次出現了127億元的赤字。現實一再表明，要想使整個國民經濟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就必須對經濟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錯誤進行認真清理。

　　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會上，陳云進一步明確指出了建國以來經濟建設方面主要的錯誤是“左”。在“左”的錯誤引導下，不可能總結經驗。他還指出：必須認清我們是在10億人口、8億農民的國家進行建設，實現四個現代化，決不要再作不切實際的預言。利用外資和引進新技術是我們當前的一項重要政策措施，不過頭腦要清醒，要十分謹慎地利用。一切引進項目，都必須有專家參加，必須注意和考慮各方面專家的意見，必須集體商量，不能由一個人說了算。今后若干年，中央和地方財政在開支方面都要大大緊縮。調整不僅是要前進，而且還意味著某些方面要后退，退要退夠；不要害怕這個清醒的健康的調整。這次調整不是耽誤，如不調整才會造成大的耽誤。

　　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李先念也作了重要講話。鄧小平說，他完全同意陳云同志的講話。并指出，這個講話在一系列問題上正確地總結了我國31年來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是我們今后長期的指導方針。李先念說，陳云同志關于過去經濟建設方面的主體錯誤是“左”的錯誤的意見是非常深刻的。經濟部門要認真總結這方面的經驗教訓。

　　12月中央工作會議，是全面打開經濟調整局面的重要會議，是在經濟工作中擺脫“左”的影響的轉折點。鄧小平、陳云、李先念對確立進一步實行國民經濟調整的正確方針，起了重大作用。會后，中央及國務院各部委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基層，貫徹會議精神，調查了解情況，解決實際問題，全面落實1981年進一步調整國民經濟的方案。由于全黨思想統一了，調整工作取得了迅速進展，1981年的財政赤字由1980年的127億元下降為25億元。

　　這次經濟調整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它一方面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經濟的振興打下了基礎，另一方面也為經濟體制改革的起步創造了比較寬松的經濟環境。這一切是與鄧小平、陳云、李先念的歷史作用分不開的。

　　我們一直很注意特區建設

　　1979年1月13日，廣東省向國務院報告，在三五年內把寶安地區建成具有相當水平的工農業結合的商品生產基地和將寶安縣改為深圳市，屬省轄市建制。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將深圳的蛇口辟為香港招商局蛇口工業區。3月5日，國務院批復同意廣東省將寶安縣改設為深圳市。4月5日，中央召開工作會議，第一次提出試辦“出口特區”。深圳、珠海兩地可以先行試辦。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下達文件，提出在深圳、珠海、汕頭三市試辦“出口特區”。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決定：批準國務院提出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正式宣布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設置“經濟特區”。深圳特區遂成為中國改革開放試驗田。

　　李先念是決定創立深圳特區的領導人之一。1979年元旦剛過，關于在深圳蛇口半島開辦工業區的報告，就呈到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主管經濟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的手中。送此報告的就是時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董事局常務副董事長袁庚。

　　不久，李先念召見袁庚。準備周全的袁庚在匯報的同時，呈上了一張地圖。李先念顯然非常清楚袁庚的意圖，在聽完匯報后，隨即用鉛筆在地圖上南頭半島劃了一條橫線，笑著說：“給你們一塊地可以，就給你們這個半島吧。”

　　在以后的10年間，深圳人創造出了“深圳速度”、“深圳思維”和“深圳成就”，使一個原來的普通縣，一躍成為擁有600萬人口的現代化國際城市。深圳成為全國各地學習的榜樣，為人們提供了對外開放、快速發展的經驗。可是由于種種原因，李先念一直未能去過深圳。

　　陳云極為關注改革開放事業。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陳云就指出：改革還是要搞試點，總結經驗，要摸著石頭過河。改革沒有現成的東西，先試點，取得經驗。進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就是要改革不合理的東西，使之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現在計劃太死，包括的東西太多，結果必然出現缺少市場自動調節的部分。要實行開放政策，閉關自守是沒有出路的。我們要改革，但步子要穩，不能要求過急，不要再折騰，必須避免出現大的“馬鞍形”。

　　陳云雖然沒有到過深圳特區，但他支持特區建設，曾多次派秘書到深圳、珠海特區了解情況。當有人提出搞特區貨幣時，陳云明確指示：“貨幣發行權要集中到中央，如果各個特區都發貨幣，實際上就是兩種貨幣并存。而兩種貨幣并存，人民幣的‘腿’會越來越短，特區貨幣的‘腿’會越來越長。因為‘優幣驅趕劣幣’是貨幣的客觀規律。”后來陳云還打算到經濟特區看看，但終因身體狀況而沒有成行。

　　陳云非常欣賞李先念，兩人在共同的事業中有許多共同的語言，結下了深厚的情誼。1992年7月21日，在李先念逝世一個月時，陳云寫下《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7月23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文中指出：“1954年先念同志從湖北調到中央，參與領導全國財經工作。他是將軍管理經濟，但他能很快精通當時的經濟工作，這是十分難得的。”“先念同志和我雖然都沒有到過特區，但我們一直很注意特區建設，認為特區要辦，必須不斷總結經驗，力求使特區辦好。這幾年，深圳特區經濟已經初步從進口型轉變成出口型，高層建筑拔地而起，發展確實很快。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規模比過去要大得多、復雜得多，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很多已經不再適用。這就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新的東西，不斷探索和解決新的問題。”

　　來源：《黨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