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劉少奇解決漢冶萍公司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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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冶萍公司全稱為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1907年由湖北漢陽鐵廠、大冶鐵礦、萍鄉煤礦三處企業合并而成，是當時中國最大也是最早的鋼鐵煤聯合企業。公司成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一戰”）期間發展到黃金時期，但隨著一戰之后世界經濟陷入蕭條而一蹶不振。漢冶萍公司的遭遇，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條件下眾多中國民族企業的縮影。如何基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社會條件，從我們黨領導的工人運動以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運動的大視野中，看待民族企業遇到的困境，正確處理勞資關系，探索民族企業實現振興的道路，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必須研究和回答的問題。1922年9月至1925年春，劉少奇奉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和毛澤東委派，到安源路礦開展工人運動，并成功領導了1922年9月、1925年1月安源路礦工人罷工等運動，在勞、資兩界享有聲望。1923年4月，劉少奇代理安源工人俱樂部總主任，8月正式當選總主任，在1924年9月安源召開的漢冶萍總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漢冶萍總工會委員長。針對漢冶萍公司出現的經濟困境，1924年6月、11月，劉少奇在長沙《大公報》、上海《新建設》等刊物接連發表了《救護漢冶萍公司》《整頓萍礦意見書》兩篇文章，分析了公司深處經濟困境的深層次原因，提出了整頓與發展公司的具體建議，并進而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如何領導和開展工人運動，如何結合工人運動實際貫徹黨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如何認識、處理爭取和維護工人權益與推動民族實業發展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

　　劉少奇對漢冶萍公司的基本情況及其面臨的處境作出判斷后，結合實際條件，提出了從多方面入手緩解債務困難、挽救漢冶萍公司的具體方案。

　　一、不再增借外債，通過增加出煤產量擴大公司收入

　　　第一，不再增借外債，保護公司生存與企業自主權。當時，中國國內的中外合資或中外合辦企業，多受制于外方。日本政府就不斷加緊控制漢冶萍公司，迫使大冶鋼鐵廠礦長期為其制鐵所供應礦石原料。漢冶萍公司長年依賴向日本借債維系生產，但日債愈多，遭受日本的掠奪愈重，控制愈嚴。劉少奇聞悉日本政府還向漢冶萍公司提出委派日方辦事人員，即指出“似此辦事人由日本派，借款必得要向日本借，生產出來的鋼鐵和礦石又必須送給日本還老帳不能自由出賣，發展無希望，停辦又不能，是該公司之主權已因借款關系全部落于日人之手，所剩者僅‘中國漢冶萍公司’之‘中國’二字而已”，而“若再添借外債，日本所要求之條件已會要將中國漢冶萍公司之‘中國’兩字改成‘日本’兩字。是外債再不能添借，添借外債即亡漢冶萍”。他反復強調勿再增借外債，否則會危及公司生存。因為漢冶萍公司所借日債，并非一般性的外國實業貸款，也非一般資本輸出，而是國家資本輸出。日本每次向中方貸款之數額及條款均經日本內閣會議通過、日本內閣總理大臣裁決，具有明顯的殖民化性質。因此，劉少奇才將不再增借外債作為保護漢冶萍公司與企業自主權的首要之舉。

　　第二，以受外債束縛較小、發展空間較大的萍鄉煤礦作為突破口，想方設法增加產煤量，解決經費問題。劉少奇指出，萍鄉煤礦受中日借款條約的束縛較少，發展空間相對較大，漢冶萍公司“背時運”，不意味著萍鄉煤礦也在“背時運”，雖然漢冶萍公司衰敗了，但萍鄉煤礦仍存在諸多優勢，比如，產量豐富，煤質高；交通便利，可依靠株萍、粵漢兩條鐵路或用公司輪駁水路運煤，運費低廉；國際煤炭市場需求旺盛，產煤銷路有保證，等等。這表明萍鄉煤礦在漢冶萍公司一蹶不振時可發揮重要作用。他還引用了日本東亞同文館的調查報告，佐證了萍鄉煤礦產煤與日煤相比具備的優勢：“萍鄉煤礦現在未多向外銷售，但在漢口行銷之日本煤已勢難與之競爭，照此推想，如果萍礦每年能產煤一百萬噸，成本減輕，恐怕日本煤從長江上游以下，都要被它掃盡了。”

　　為擺脫經費困窘的局面，劉少奇提出，整頓萍鄉煤礦，當務之急就是從經費上謀求“自救”，擺脫依賴總公司借款過日子的局面。萍鄉煤礦可從總公司中拆分出來，掌握獨立經營權，如此不僅可免去總公司債務的牽累，而且可在盈利后幫助總公司償還債務。他認為，從根本上解決經費問題的辦法之一，是增加出煤數量，只要每天多出煤500噸，即可得純收入10萬元，僅此一項，就可解決萬余工人的薪餉和長久困擾礦局、煎熬工人的生活問題。萍礦所生產的焦煤，一部分供給鐵廠煉鐵，其余外銷的收入可用于維持正常生產和公司開支。劉少奇還指出，煤廠的煤桶等設備破爛不堪，應趕修舊桶、加制新桶，如能增加煤桶四五百個，每桶每日運煤數次，就能增加產煤數百噸乃至千余噸，此外，還要添加洗煤臺、安裝洗壁機、注意修理洗煤臺機械等。若要增加煤炭產量，離不開工人的積極參與。為了提高工人的工作熱情，劉少奇提出用獎勵花紅的辦法增加工人收入，并列舉了一些具體標準，如工人出產超額5%以上，就按超過的數額，賞給花紅，等等。

　　二、正確地開展斗爭，既保障漢冶萍公司的正常經營，又維護工人的合理權益

　　負債運行的漢冶萍公司為減輕經濟壓力，對廣大勞工實施降薪、欠薪，直接加劇了勞資對立，從而引發1922年安源路礦大罷工。罷工斗爭取得勝利后，工人中間卻出現了“左”傾現象。一些工人自動將每日工作時間由12小時減至4小時，還有不少工人自由曠工，導致生產降低了一半；工人運動的部分領導人則出現了盲動思想，脫離實際地要求無限制擴大工會權力，辦理工會范圍外的事情。劉少奇就此指出，工人罷工后生活大為改善，地位大為提高，“工會有最高的權力，有法庭，有武裝，能指揮當地警察及監獄等。即使這樣，工人還不滿足，還要更前進”。他統籌考慮維持公司正常運轉與保障工人權益，指出工人雖然一再要求再加工資，但“實際情形是不能加了”，并針對曠工等錯誤傾向強調，“‘吃飯不做工’是我們社會主義最反對的”。時任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游藝股長的蕭勁光也回憶指出：“在安源大罷工勝利之后，在工人領袖和黨內的一些同志中，滋長著一種‘左’的情緒，他們認為向資本家提出的要求越高越好，在斗爭中只講進攻，不準妥協，以為只有這樣才代表了工人的利益，其不知，結果還是損害了工人的利益。”與此同時，懾于工人俱樂部在工人中的影響力，漢冶萍公司和萍礦公司不斷蓄意破壞，于1924年指使工職協濟會、無政府黨、基督教會結成三角同盟向工人俱樂部發起公開進攻，除了大造輿論，還謊稱是工人俱樂部造成企業瀕臨倒閉，還派遣奸細混入工人俱樂部，企圖內外夾攻加以摧垮。對此，劉少奇提出，必須繼續堅持領導工人開展斗爭，既要增加工資，又要減少壓迫。

　　第一，加強宣傳，糾正工人運動中的“左”傾情緒。當時，中共中央對工人運動的指示精神主要是：“反對帝國主義、軍閥、資本家的壓迫，維持安源煤礦的生產，不使工人失業，保護工人的基本利益。要充分利用工會的合法性開展斗爭，保存力量，為全國培養和輸送工會工作干部�！备鶕�中央的指示，劉少奇認為，只有讓公司生存下來，才能保障工人的合法利益。如果一味強調向資方進攻，則無助于公司擺脫經濟困境和解決工人生計，也就從根本上損害了工人利益。為了貫徹中央指示精神，團結教育工人群眾，劉少奇把《整頓萍礦意見書》《救護漢冶萍公司》印成小冊子在漢冶萍公司和萍鄉煤礦中傳播，除了刊登在中共安源地委編輯的《安源旬刊》上，還分別刊登于長沙《大公報》（1924年12月19-26日）及上�！缎陆ㄔO》（1926年9月20日第2卷第2期），通過多種途徑加強宣傳工作。蕭勁光稱贊劉少奇整頓和挽救路礦的意見：“對安源工人運動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起了促進作用�！碑斎�，工人的思想很難短時間統一起來，“這些意見被一些有‘左’的情緒的人認為是右傾”。

　　第二，保衛和鞏固工人俱樂部，注重發現培養工會干部。劉少奇支持民族實業發展，并不等于不對資方的惡意打壓進行必要的防范和反擊。面對勞資之間經濟斗爭與政治斗爭復雜交織的局面，他領導工人同資方展開了有理、有節的斗爭。經過斗爭，公司允諾每月向工人俱樂部提供1000元經費，以后公司增加薪資也要通知工人俱樂部，提高了工人俱樂部的影響力及在工人中的號召力。在斗爭過程中，劉少奇意識到工會干部對于開展工人運動的重要性，著力發現和培養工會干部。1922年4月16日，安源工人俱樂部召開第三次籌備會議，決定工人學校歸屬俱樂部，更名為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工人補習學校。1924年秋，劉少奇在安源創辦地方黨校并擔任校長，從黨員與團員中選拔學員，按不同文化程度分為初級班、高級班，分別培養工人和學生，開設“俄共黨史”“少運史”“政治經濟淺說”3門課程，每周上課3次共6小時，劉少奇、任岳、蕭勁光等到校任教。劉少奇還講授過《共產黨宣言》等內容，培養了一批地方干部和工人運動干部，為開展長期斗爭作好了準備。

　　第三，加強生產管理，團結工人投入生產。劉少奇指出，由于漢冶萍公司的工頭職員對工作太不負責，導致工人“見工頭職員不負責，以為沒有人管他了，也效尤對工作不負責，偷懶起來，如是使生產及工人秩序均受很大的影響”。他要求工人俱樂部加強對工頭職員的管束，工人也要服從工頭職員責任范圍內的正當指揮。為加強生產紀律，1924年6月1日，劉少奇召集安源工人俱樂部最高代表會議，成立出產整頓委員會，檢查和督促工人遵守廠規。他指出，如果工人隨意不聽管理人員及工頭指揮，就會危及正常的生產秩序，“工廠也要有一種正當的廠規。有些工友以為廠規是資本家訂的，不管他正當與否，故意不守”，“我們應該守正當的廠規，我們應該自治，保持自己的秩序，不要人家說我們的壞話”。劉少奇建議公司員工“摒除一切意氣，協力從公”，加強責任感，通過工人俱樂部及工會代表大會等決定問題。工人俱樂部的組織原則“采用民主的集權制”，由選舉產生的各處總代表、百代表分別組織最高代表會與百代表會議，前者為俱樂部的最高決議機關，后者為復決機關。

　　總之，在思考解決漢冶萍公司困境的過程中，劉少奇聯系我們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結合國內外局勢變化，超越了單純的勞資對立視角審視和解決工人運動問題，將保障工人權益、發展實業及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事業聯系起來，提出了一些對策建議。盡管由于時代條件的局限，劉少奇的看法尚不全面和深入，但他對處于舊中國社會條件下民族企業生存與發展的思考，反映出他敏銳的觀察力與深刻的理論水平，也正是因為如此，劉少奇才能在工人運動方面作出杰出貢獻，成為“我國著名工人運動領袖和主要領導人之一”。

　　來源：《黨的文獻》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