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湖北省委黨史研究室 編
湖南暴動計劃被取消后，周恩來陷入痛苦的思索之中。
陳獨秀主持下的中共中央由動搖不定、猶豫不決迅速走上妥協、退讓的道路。
已被汪精衛解除顧問職務的鮑羅廷，仍將東征討蔣的希望寄托在汪精衛控制的武漢國民黨中央身上。
對汪精衛始終深信不疑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易，也早忘了與鮑羅廷的分歧和爭執，與鮑羅廷走到了一起。
黨的總書記則一直跟在鮑羅廷的后面，和他一唱一和。
中國共產黨的一再安協和讓步，并沒有使汪精衛集團放棄反共、反群眾運動的立場。他們的反革命步伐，在其內部反動軍官的推動下不斷加快。
早在6月初，汪精衛得到羅易交給他的共產國際“五月指示”副本時，就如獲至寶。他一面大罵共產國際，一面急忙召集武漢國民黨中央的官僚們，討論分共、反共措施。
就在這一天，汪精衛借故解除鮑羅廷的顧問職務，并要求他立即離漢回國。
為了拉攏西北國民軍總司令馮玉祥，汪精衛不惜移樽就教，于6月6日親率譚延闿、徐謙、顧孟余、孫科等北上鄭州，與馮玉祥達成反共協議。
從鄭州回到武漢，汪精衛即避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共產黨員譚平山，連日召開分共會議。
北伐討奉陸續回漢的唐生智部反動軍官，也迫不及待地要求立即分共。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毫不掩飾地宣稱：“不分共不能東征，不愿意為共產黨東征�！�
武漢的大街小巷，貼滿了各種反共標語。
中共中央的大多數同志，敏銳地感覺到了這種急劇變化的危險形勢。
親歷了蔣介石反革命政變的周恩來更加清醒地看到：此時的武漢與“四·一二”前夕的上海何等驚人的相似！
周恩來的眼前又仿佛出現了那血淋淋的場景。
他心憂如焚，寢食難安。
鑒于政治形勢日益緊張，周恩來在6月22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緊急提議，中共中央應在武昌、漢口等地設立秘密辦公處，以應對突然事變。
兩天后，周恩來在常委會上再次提出，黨的干部“為學習爭斗，應學習爭斗技術”。
6月27日，陳獨秀接到中央軍事部的緊急報告，急忙于28日清晨在鮑羅廷住宅召開會議。會上，周恩來與湖北省委書記張太雷先后發言，報告了何鍵散布“湖北省總工會糾察隊要繳三十五軍槍械并借機在武漢發動政變”謠言的消息。譚平山也將鄧演達已經出走并在出走前要共產黨注意何鍵制造漢口“馬日事變”的消息，向大會作了報告。
聽著大家的發言，鮑羅廷心中如打翻了五味瓶，但表面卻不動聲色。他用一貫平穩從容的口氣說道，現在局勢萬分嚴重，武漢工人糾察隊是自動繳械還是準備抵抗，現在必須擇一而行，他本人傾向于自動繳械。
張太雷接過鮑羅廷的話，表示糾察隊和童子團問題，今日必須解決，拖延時日只能造成被動。
周恩來說，中央軍事部和湖北省委軍事部已經采取應變措施，準備將武漢總工會糾察隊調到武昌，編入張發奎的第四軍。
蔡和森反對工人糾察隊自動繳械，提議不如公開宣布解散工人糾察隊，消除何鍵舉事的借口。
其他人提不出更好的解決辦法，遂一致同意公開宣布解散武漢工人糾察隊，實際編入張發奎部。會議指定周恩來、張太雷立即負責處理。
6月30日，已經遷到武昌的中共中央，在陳獨秀主持下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大會上，陳獨秀獨斷專行，聽不進任何批評意見
任弼時交給他份意見書，陳獨秀掃了兩眼，便撕碎丟在地上。
在陳獨秀、鮑羅廷的主持下，大會通過了對武漢國民黨中央全面讓步的國共兩黨關系“十一條政綱”。
黨內的投降主義傾向達到頂點。
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擴大會議，討論湖南善后問題，剛被陳獨秀從湖南召回的毛澤東，提出工農武裝“上山”的建議，但未能引起鮑羅廷和陳獨秀的重視。
路，仿佛已經走到了盡頭。
等行中國共產黨的，只有無盡的深淵和幽壑。
焦慮和憂憤，使毛澤東揮筆寫下了那闕沉郁蒼涼的《菩薩蠻》:
茫茫九派流中國，
沉沉一線穿南北。
煙雨莽蒼蒼，
龜蛇鎖大江。
黃鶴知何去？
剩有游人處。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此刻，周恩來的心情，也像那奔騰不息的江流，在政治的疾風驟雨中翻騰不已。
像寒冬往往孕育和萌發新生命一樣，深沉的憂患也使越來越多的共產黨人在猶疑彷徨中覺悟和奮起。
總書記陳獨秀在黨內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
共產國際對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拒絕執行“五月指示”，也十分不滿。
7月12日，按照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進行改組。周恩來與張國燾、李維漢、李立三、張太雷一起，組成新的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
第二天，新的中共中央即發表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武漢國民政府反動罪行的政治宣言，在黨內豎起一面鮮明的政治旗幟，振奮了全黨的革命精神。
與此同時，汪精衛集團的分共反共行動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7月15日，武漢國民黨中央通過了汪精衛提出的“分共”協議。經過連續不斷的密謀，汪精衛集團終于徹底背叛孫中山制定的國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綱領，與蔣介石走上了同一條道路。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宣告全面失敗。
中國革命向何處去？這是每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都在思考的嚴肅問題。
在革命的十字路口，周恩來和許多優秀共產黨人一起，又開始了艱難而執著的探索……
宣布正式“分共”的第二天，汪精衛集團就開始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武漢三鎮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疏散和轉移已暴露身份的共產黨員，已成為黨在當時最重要的工作。作為中共中央常委，周恩來和張國燾等一起主持黨的機關和黨員的緊急疏散和隱蔽工作。
已經從上海來到武漢的鄧穎超，一連幾天也難得見周恩來一面。
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叛變和血腥屠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上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戰斗了”!
7月中旬，中共臨時中央常委會確定組織民眾武裝起義的新政策，著手制定湘、鄂、粵、贛四省秋收起義的計劃。同時，決定以中共所掌握和影響的部分北伐軍作為基本力量，聯合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重返廣東，實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舉行第二次北伐。
周恩來和他領導的中央軍事部，為組織黨所掌握和聯絡的武裝力量，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二十四師師長葉挺是共產黨員，周恩來雖然與他很少見面，但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系。
賀龍率領的獨立十五師，是中國共產黨密切聯系和積極爭取的對象。
7月初，賀龍剛從河南北伐前線回到武漢，周恩來就在周逸群的陪同下，專程拜訪了他。
對周恩來的來訪，賀龍既欣喜又感動。
第一次見面，他們便像惜別多年的老朋友，披肝瀝膽，傾心交談。
聽了周恩來推心置腹的一番話，一股暖流在賀龍心中流淌。這次相見，奠定了周恩來與賀龍幾十年患難與共的深厚友誼。直到數十年后，已經是共和國元帥的賀龍，回憶起這一段往事時還感慨地說：“周恩來同志與我的談話，對我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參加南昌起義，走上共產主義道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賀龍的轉變，使中國共產黨又擁有了一支堅強的革命隊伍。舉行武裝起義的時機漸臻成熟。
中共臨時中央常委會議初步決定，以在“東征討蔣”的口號下云集九江、南昌一帶的賀龍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葉挺率領的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和朱德原領導的第三軍軍官教育團等為基礎，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周恩來為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
隨后，李立三、譚平山、平中夏，惲代英等隨沿江東下的部隊到達九江。
周恩來也向軍事部的同志，傳達了中央會議精神。
會后，周恩來即令以聶榮臻為書記的前敵軍委，先期趕往九江進行起義的準備和組織工作。
關于起義的具體時間，周恩來指示說要等待中央的命令。7月20日，李立三、譚平山、鄧中夏、吳玉章、聶榮臻在九江召開會議。
根據張發奎已倒向汪精衛的實際情況，會議認為必須迅速拋棄依靠張發奎東征或南下廣東的政策，進行獨立的軍事行動，在南昌即時舉行武裝起義。
瞿秋白帶著這次會議的提議從廬山回到武漢以后，周恩來、張國燾及共產國際代表立即召開緊急會議。
聽著瞿秋白慷慨激昂地敘說，周恩來也不禁激動起來，一股浩然之氣在他胸中勃然升騰。
會上，周恩來作了堅決支持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的發言，要求中央從速決定南昌暴動的名義、政綱和策略，切實計劃發動湘鄂贛和廣東東江一帶的工農勢力。
根據周恩來和瞿秋白的提議，會議正式決定在南昌舉行起義，并決定周恩來立即趕赴南昌，負責起義的組織和指揮。
次日 ，周恩來一如既往地忙碌著 。趕回家時，已是萬家燈火，繁星滿天。和以往一樣，鄧穎超已經早早地做好了晚飯，靜靜地等待著周恩來的歸來。望著妻子消瘦的面容，周恩來感到一陣心酸和愧疚，但他還是把當晚就要動身去九江的事告訴了她。鄧穎超怔了一會兒，但什么也沒有問。多年來，夫妻間的相知互信，已經使他們達成了種高度的默契。鄧潁后知道，短暫的相聚后，又將是長久的別離！
夜已深，人未靜。鄧穎超緊緊握著周恩來的手，把他送出了狹窄的巷口。望著周恩來遠去的背影，鄧穎超思緒萬千，唐代詩人孟浩然江夏送客的詩句，驀然涌上心頭：
以我越鄉人，逢君謫宦者。
分飛黃鶴樓，流落蒼梧野。
驛使乘云去，征帆沿溜下。
不知從此后，別袂何時把。
幾十年后，那揮手道別的一瞬間，仍然銘刻在鄧穎超飽經憂患和滄桑的心中。她深情地回憶道：“當時，大敵當前，大家都滿腔仇恨。我們只是在無言中緊緊握手告別。這次分別后，不知何日相會。在白色恐怖的歲月里，無論是同志，夫婦間，每次的生離，實意味著死別呀！后來還是看了國民黨的報紙，才知道發生了南昌起義�！�
經歷了大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周恩來和廣大共產黨員一起，堅決走上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光明之路。
中國革命的曙光，又開始在黑幕沉沉的政治時空中閃現。
來源：《鸞翔楚天（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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