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維平 劉明輝 左芳
第三次“上馬”
1962年，部隊提出兩噸半、五噸、八噸的三種軍用車型的供應需求。1964年，中共中央在制定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根據經濟發展和國防建設的需要，要求在中國南部再建個汽車制造廠。同年，毛澤東提出三線建設的意見，第二汽車制造廠成為重點項目。為落實中央決策，1964年12月，一機部在長春召開汽車規劃會議，談論涉及組織聯合公司，一種意見主張組成以第一汽車制造廠為核心、聯合東北、華北、西北的長城汽車公司，一種意見主張以第二汽車制造廠為核心、聯合上海、南京、武漢的長江汽車公司。會議最終確定第二汽車制造廠負責生產兩噸半車型。1965年4月10日，一機部正式向周恩來作出報告，建議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在內地建設一個能生產1噸至8噸各種載重汽車的重型汽車生產基地。7月16日，一機部又向周恩來報送了《關于中型載重汽車生產基地第二汽車制造廠車廠的建設方案》。這一年的12月，中國汽車工業公司（1964年，第一機械工業部以汽車工業為托拉斯試點，成立中國汽車工業公司），決定成立由饒斌、齊抗、李子政、張慶梓、陳祖濤組成的第二汽車廠籌備處。饒斌負責籌建工作。籌備處成立前后加強了選址、建廠指導思想等方面的工作。
鐵路線的建設成為選址的關鍵因素。當時，中央決定建設川漢鐵路。1964年10月，在四川西昌召開的三線建設方案論證會上，提出過修建鐵路兩個方案：一個是南線方案，從武漢經常德到重慶；一個是北線方案，從武漢經襄樊（或宜昌）到重慶。當時，南線方案呼聲較高。1965年2月至4月，饒斌帶隊根據川漢鐵路的南線方案，到四川的宜賓、瀘州、內江、達縣和貴州的貴陽、遵義、安順等地踏勘。同年7月，選廠工作組由齊抗帶隊，第二次到湖南實地踏勘。經過踏勘后，工作組認為把廠址擺在湘西的辰溪、瀘溪、沅陵三個縣境內，相距約50公里，比較可行。工作組將這個方案向部局領導作了匯報，領導基本同意，并要求盡快深入地開展工作。8月，由汽車工廠設計處、建工部中南工業建筑設計院、第一機械工業部勘測公司華中勘測大隊、長春汽車研究所的30多人組成的選廠工作組，對辰溪、瀘溪、沅陵進行了進一步的踏勘。在踏勘和作方案的過程中，陳祖濤從北京打來電話，傳達了中央提出的“靠山、分散、隱蔽”的方針，要廠址靠近大山，進洞。根據中央精神，選廠址工作組修改和補充了廠址方案，還察看了數個石灰巖溶洞，順利地完成了任務。
川漢鐵路改線襄陽，選址工作組入鄂踏勘。到了1965年11月，黨中央、國務院明確川漢鐵路改線，在湖北境內建設襄渝線，選廠工作組便遷往十堰至安康一帶選址。當時，一機部部長段君毅陪同鄧小平前往攀枝花視察鋼鐵基地，提議將第二汽車制造廠置于確定修筑的襄渝鐵路附近。鄧小平認為理所當然，應當隨鐵路線變動。當晚，鄧小平電話請示了周恩來，周總理說，可以同意，要報告毛澤東主席，如主席無意見，即不再專門回答。最終，毛澤東、周恩來都同意第二汽車制造廠隨川漢鐵路線的變化而重新選址。1965年11月3日，由齊抗帶隊的選廠工作組從北京出發赴湖北武漢、襄樊搜集一些必要的資料后，于11月13日離開襄樊進山。
廠址確定于六里坪至將軍河一段。選廠工作組在離京前曾到鐵道部了解了鐵路情況，鐵道部第二設計院設計的川豫線（后來叫襄成線，即現在的襄渝線）在湖北境內有南線和北線兩個方案，廠址選擇在鐵路線南北兩方案的討論與博弈中展開。南線方案始于安康，經平利、竹溪、竹山、房縣到朱家坡，北線是從安康起，經旬陽、白河、將軍河、鮑家峽、黃龍、十堰、六里坪、草店、三官殿到光化。根據兩個鐵路方案，選廠工作組先后踏勘了光化、丹江、鄖縣、十堰、黃龍、房縣、竹山、竹溪、平利、安康、漢陰、石泉、白河、將軍河、六里坪、浪河店、老營、谷城、盛康、石花街等地，了解了許多情況，搜集了大量資料，于12月3日返回北京。1965年12月，選廠工作組了解到襄渝鐵路采用北線的可能性較大后，便第二次進山，踏勘了谷城、盛康、石花街地區及老營、戴灣、丁家營、浪河店、十堰、鄖縣、六里坪、白浪、花果、黃龍、將軍河、白河一帶，在十堰附近重點看了顧家崗、葉家灣、李家邊、茅箭堂、陳家崗、馬路坑、白浪堂、鄭家灣、余家灣、方塊、十堰、頭堰、二堰、三堰、五堰、狗盆、狗咀、張灣、花果等地。選廠工作組兩次到鄂西北、陜南一帶、踏勘了20多個縣鎮，先后跑了80多個單位和部門，搜集了鐵路、公路、航運、地形、地資、水文、地震、氣象、洪水、水源、電源、山水庫、工業、農業等方面的大量資料，根據可用地面積、鐵路修建時間、抗震等級等因素，結合1966年襄渝鐵路定線湖北，最終得出結論：十堰到將軍河一帶可以建廠。
具體分廠選址過程中的設計理念博弈。在作廠址方案過程中，對于“靠山、分散、隱蔽”的方針如何理解和怎樣貫徹，是一個難以調和的難題。“靠山、分散、隱蔽”的主要特點是：山勢越是陡峭，峽谷越是窄小，對空隱蔽越是有利；工業建筑要一貼、二埋、三嵌、四散、五藏、六進洞、七偽裝；一個建筑群的總面積應控制在20000平方米上下，幾個建筑群應布置在相鄰的山溝里，建筑群之間的空間距離不得少于1000米。對于以上意見，出現了很大分歧，部分人堅持貫徹，部分人持懷疑和否定的態度。1966年8月3日，一機部部長段君毅來到現場，察看了地形，聽取廠址匯報后指出，工廠布置要“靠山、分散、隱蔽”，但要適當的分散，適當的集中，這樣大的汽車廠不讓敵人發現是困難的，都進洞也進不起，因此要積極防空。并強調說，你們匯報的最分散的方案，已經分散到了極點，隱蔽和分散是需要的，但也要看生產的合理性，要算經濟賬，最隱蔽的方案可能是最浪費的方案，基建投資增加三分之一就不干了，第二汽車制造廠的成本要同第一汽車廠比較，分散后倉庫和動力站房要增加多少？運輸費要增加多少？廠房小了生產是否可行？他還提出，做方案時要廣泛發揚民主，可以展開辯論，不要片面的用“備戰”壓人，同年8月中旬，國務院對國家建委黨組《關于在“三線”建設中，進一步貫徹“靠山、分散、隱蔽”的方針，加強對空隱蔽問題的報告》的批復指出：在三線建設中，既要堅決貫徹“靠山、分散、隱蔽”的方針，又要從實際出發，區別對待，對不同的建設項目提出不同的防空隱蔽要求。對于國防尖端和重要民用骨干項目，必須采取切實可靠的防空隱蔽措施，要害部分和關鍵設備要盡可能就近進洞下地，并且要千方百計力爭不影響或少影響建設進度，不增加或少增加投資。
第二汽車制造廠最終確定分布于鏡潭溝、東溝、大爐子溝、小爐子溝等地。籌備處根據所掌握的80條溝和地塊的條件，按照汽車生產的工藝路線和特點，劃分了發動機、底盤、總裝沖壓、技術后方四大片，并發動參加選址的近百人的專業隊伍，大家動手做廠址方案，共提出了40多個方案，經過討論歸納修改后，向老營審查會議推薦了西一、西二、西三方案，就是擺在堵河以西的方案，從小峽口至將軍河附近的南溝一段的范圍內，長度約13-45公里，占了6-17條溝，其特點是山高溝窄，隱蔽條件最佳，但生產經營條件較差，基建投資也高，東一、東二方案就是擺在堵河以東的方案，從茅坪附近的梁家溝至花果附近的陳家溝一段的范圍內，長度約10-22公里，占8-10條山溝，其特點是山低溝寬，“山、散、隱”的條件差，但生產經營條件較好，基建投資也較低，這個方案同現在的實際情況是比較相近的，以及中一、中二方案，就是開發堵河以西和堵河以東有條件的山溝，從花果附近的視堰溝至鮑峽附近的兩河口，長度約44-59公里，占了11-14條山溝，其特點是利用堵河東、西兩邊山高溝窄的山溝，分散的比較突出，隱蔽條件也好，但分散后生產經營條件差，基建投資也高，共七個廠址方案。
1966年10月7日，第二汽車制造廠總體布置方案現場審查會在老營勝利召開，參加會議的有45個單位，400余人。專業技術人員分別向大會作了詳細匯報，會議分兩段聽取總體方案及有關專題介紹，第一階段分批到十堰、黃龍、鮑峽、陳莊等地進行實地察看，第二階段學習方針政策，并討論建廠方針和總體布置方案。在討論過程中，包建廠的同志，對堵河以西的西方案和橫跨堵河的中方案進行了抵制，認為中方案不利于組織生產，西方案建設周期拖長，不符合多快好省總路線精神，經過激烈辯論，意見逐漸接近。26日，白堅副部長作了總結發言，同意東方案，建廠范圍是：東起白浪，西抵堵河，北至劉家溝，南到視堰溝，東西長20余公里，南北10余公里。1967年2月，第一機械工業部原則上批準了老營現場會議紀要。專業分廠的選址及其原則。按“四片一疏散”和按總成從毛坯到裝配基本封閉的生產原則，以底盤、發動機、沖壓總裝和技術后方為中心，劃分四片，分散布置，并將有關附配件廠進行疏散布置。總裝配和沖壓（車身、車架、車輪、沖模）等專業廠放在廠區東部的狗培、鏡潭溝、寺溝等處；底盤（車橋、減速器）、鍛工，可鍛鑄鐵、傳動軸等專業廠放在廠區北部的大嶺溝、趙家溝、東溝、后槽、劉家溝等處；發動機、傳動箱和灰鑄鐵等專業廠，放在廠區西部的花園溝、安溝、視堰溝和頭堰等處；技術后方（刃量具、設備制造、設備修理、通用鑄鍛、動力后方）專業廠，放在廠區中部的呂家溝、周家溝、袁家溝、大爐子溝、小爐子溝等處。對于專業廠的選址及其原則，白堅在老營會議總結時認為，這個方案貫徹了“靠山、分散、隱蔽”與經濟合理相結合的原則，按照汽車工業生產的特點，把23個專業廠組成4大片，形成一個分散布局但又是有機聯系的整體。
關于第二汽車制造廠的選址之爭。雖然老營會議決定了東方案，但爭論一直不斷。少數人持反對意見，堅持西方案，并提出要到北京向上級反映情況。到文化大革命時期，又有人對老營會議的決議提出了質疑，要求重新審查并選定廠址。為此，中央有關部門分別于1967年4月和1968年6月到二汽現場，召開了兩次廠址調整會議。會議認為老營會議所確定的廠址和總體布置基本上是合理的，所以按照“基本不動、適當調整”的原則，對廠址作了局部的調整。這一結論得到了中央領導同志的支持，1968年9月，時任國家計委主任的李先念將湖北省《關于二汽車廠廠址問題的報告》批給時任國家計委副主任的余秋里。10月6日，李先念主持國務院業務組會議，討論為第二汽車制造廠裝備新設備和解決投資等問題。會議決定措施費由財政部撥給。設備，物資部庫存有的，可先調撥；不足的另行下達指標，由第一機械工業部自行安排制造。10月28日，李先念簽發國務院批準第一機械工業部關于加速第二汽車制造廠建設的報告，要求有關省市和部委動員各方力量支持第二汽車制造廠的建設。11月，李先念在與周恩來研究工作時，請示第二汽車制造廠廠址設置問題，周恩來表示二汽要在湖北鄖縣十堰地區建設。這才讓選址之爭畫上了一個句號。有了這一錘定音，二汽的建設速度明顯加快。1969年8月，李先念在一機部軍管會提請國務院批轉《關于加速第二汽車廠建設的報告》的請示上批示：特急。10月28日，國務院正式批轉了這一報告。批轉文件指出：這是國家三線建設的重點項目，各方面要大力協同，緊密配合，保證一九七二年按期完成成批生產軍用越野車的任務。
對于爭論，參加過選址工作的李學詩同志曾說：關于第二汽車制造廠的廠址當前有很多不同看法，如果撇開當時的歷史條件，以現在的觀點，從工業布局和經濟效益方面對廠址作技術性的分析比較，肯定會發現許多問題和不足之處。但是從當時的政治形勢、經濟形勢和當時的方針政策方面來看，老營會議能夠對廠址作出這樣的決定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是一個大膽的富有一定遠見的決定，與機械行業同期在西南、西北的三線地區所選定的廠址相比，遺留的后患是比較少的。結合后來第二汽車制造廠的發展實際來看，李學詩的這一評價是中肯的。
老營會議結束后，1966年11月20日，饒斌帶領二汽籌建處從老營搬到十堰一處叫十堰埡子的地方，并正式掛牌辦公，因為生產軍車，一機部通知二汽為二級保密廠，對外公開的名稱是：東風機械廠籌備處。
1969年4月1日二汽革委會決定，從即日起，二汽所屬單位對外稱紅衛廠，并啟用代號：通用鑄鍛廠（5720廠）、設備修造廠（5721廠）、設備制造廠（5722廠）、刃量具廠（5723廠）、動力廠（5724廠）、沖模廠（5725廠）、車身廠（5740廠）、車架廠（5741廠）、車輪廠（5742廠）、總裝配廠（5743廠）、車箱廠（5744廠）、底盤零件廠（5745廠）、鋼板彈簧廠（5746廠）、木材加工廠（5747廠）、鑄造一廠（5748廠）、發動機廠（5749廠）、鑄造二廠（5750廠）、車橋廠（5751廠）、鍛造廠（5752廠）、鍛模廠（5753廠）、傳動軸廠（5754廠）、水箱廠（5760廠）、標準件廠（5761廠）、化油器廠（5762廠）、儀表廠（5763廠）、軸瓦廠（5764廠）。代號透露出二汽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見證了一段艱苦創業、奮發有為的崢嶸歲月。
1967年4月1日在大爐子溝舉行第二汽車制造廠開工典禮大會，同時紅衛5720廠通用鑄鍛廠在大爐子溝工地上啟動二汽開山第一炮，建設機修車間（后因工廠布局調走，通用鑄鍛廠調至周家溝）。
這一天，二汽建設委員會主任饒斌以洪亮的聲音宣布“二汽建設破土動工！”當時參加二汽開工儀式的有幾百人，有一機部的領導、二汽建設者以及施工單位。整個開工儀式歷時兩個多小時，在儀式上，還有來自鄖縣（今鄖陽區）的工農兵文工團表演文藝節目，然后宣布開工，與會人員一起拿著鐵鍬挖土奠基。但由于當時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二汽開工不久就被迫停工。
到1969年1月，二汽建設指揮部將通用鑄鍛廠（5720廠）列為先上馬的重點，要求提前建成投產，以便為二汽全面開工建設提供條件。那一年，正值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二汽創業者們懷著對毛主席的熱愛和對九大的祝賀，制作了一枚毛主席大像章。這枚大像章凝聚著二汽創業者的智慧和汗水，標志著二汽第一爐鐵水的誕生，也象征著二汽鑄造工業的啟航。1969年9月28日，在紅衛大爐子溝，動力廠（5724）打樁奠基，破土動工，建設熱工車間，二汽建設現場開始大規模施工，拉開了二汽建設生產的序幕，這一天成為東風公司成立的紀念日。紅衛大爐子溝成為東風公司艱苦創業大規模建設，拉開二汽生產序幕的重要遺址。
（來源：《百年潮》2024年第2期）
